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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煤奇幻城娱乐网址,此生因何做矿工

文章作者:疾病 上传时间: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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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与贫穷之间

矿难,矿难频发。每逢矿难,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媒体舆论,都纷纷拿出“药方”,来医治我国带血的煤。

中国血煤

危险与贫穷,哪一个更可怕?矿工们的回答是:贫穷 和煤矿打了20多年交道的黄生义,是冀南一家村办股份制煤矿的采煤工程师。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这家煤矿年开采能力为6万多吨,是当地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煤矿,被当地煤矿安监部门树为样板矿。但由于去年所在市的一家个体小煤矿发生了特大火灾事故,该矿和全市的其他煤矿一样,至今仍处在停产整顿状态。正常经营时矿上有500 多名工人,由于一直停产,许多矿工都回老家去了。 “本地人除非经济上特别困难,一般是不愿意当矿工的。” 这家煤矿的机电工程师胡贵中说,采煤是高危职业,而且下井又累又脏,大部分人做矿工都是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急于挣钱。“因为做矿工毕竟能挣到比种地高出好几倍的收入。” 黄生义说,下井的工人一般都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比如四川、陕西、福建等省的山区。这些地区基本上靠天吃饭,除了种地的微薄收入,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大部分矿工文化程度不高,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来。 在河北武安市一家煤矿做矿工的老吴告诉记者,他来自四川,今年42岁,家里有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种地的收入,除掉吃喝,一年也就剩下不到2000元钱,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不够。老吴说,谁都怕死,谁都知道干这行危险,如果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也不会跑到煤矿做矿工的。 来自陕南的采煤工小张今年23岁,他说,在煤矿上班一般都是多劳多得,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曾拿到2000多元,在家乡,这个收入他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巨日合镇的山坡上,远远近近分布着许多小型煤矿。巨日合镇一家小煤窑的技术员蔡志兴说,附近大部分都是年产量在10万吨以下的小煤窑,他所在的矿实际产量每年只有2万多吨。掘进、采煤等工序,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方法,依然使用木头进行支护,矿工的劳动强度也很高。 矿工李福金今年27岁,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偏远乡村,通过老乡介绍到巨日合镇来做采煤工。他说,虽然做矿工很累、很危险,但在老家那边种地收入太低了,做矿工每年还能赚个几千块钱,足够养活一家人。 蔡志兴说,当地的自然条件不太好,种地的收成也不高,一般种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就100元左右,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在3000元以下,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种地。但是这里没有几家企业,农民打工也没有别的去处。如果到煤矿来做矿工的话,每年怎么说也能挣到5000元以上,而且是现钱。 李福金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他说,他所在的煤矿一共有24名矿工,大部分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附近的其他小煤窑也差不多,矿工大都没有多少文化。

我们常把矿难的责任归罪于当地政府——管理缺位,草菅人命。于是,每次矿难后,都会有一批官员被问责免职;同时,又归罪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安全设施不到位。于是,当地所有煤矿停产整顿,事故煤矿被关闭。问责、整顿、关闭,成了我们对付矿难的三道不变法则。然而,矿难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依然在其它煤矿继续发生。

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庞皎明 原刊中国经济时报

1月17日,年关岁末,山西朔州发生煤矿冒顶事故,截止到19日,已有9人遇难,1人获救。

是受害者,有时也是帮凶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007年3月28日中午11时30分许,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月29日,上午9时30分左右,被困井下26名遇难矿工的尸体全部找到。经过辨认以后,分别装入白色的袋中。

这则消息,我不是从新闻上得来的,也不是从微博上查来的,我是从电话里得知,从老家打来电话。遇难的九名矿之中,有二人是我们村的人,一个五十多岁,是远房的叔叔;一个刚刚三十出头,媳妇正身怀六甲……

矿主没能力也不多想安全投入,但不少矿工的自保意识极其淡薄 山东省兖矿集团南屯煤矿是1973年12月建成投产的大型现代化生产矿井,位于兖州矿区中部,经改扩建后年产240万吨,现已达到480万吨水平。老刘是一位在矿上工作了30多年的老矿工。说起煤矿工人的工作,这位老矿工最大的体会就是“苦、脏、累、险”。他说,下到井下,矿工要面临着瓦斯、煤尘、水、火、顶板垮塌等多种威胁。 煤矿把安全当作“天”字号的大事来抓,就是因为煤矿的“险”。下井后,除了石头就是煤,就连木头也可能伤人,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故。老刘认为,煤矿事故多发,特别是小煤窑事故更多,原因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自然条件的制约,是由煤矿地下作业的生产形式决定的。第二个方面是机械化装备水平不够,监测手段差,小煤窑尤其突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煤矿工人的整体素质偏低,有待提高。相对来说,大型煤矿矿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要高一些,有些小煤窑的工人没有经过培训就上岗,缺乏基本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些都是导致事故多发的原因。 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近八年的河北省武安市武安镇副镇长石书军认为,煤矿事故的发生,许多时候也是由于矿工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和挣钱心切所造成的。由于煤矿一般采取效益和工资挂钩的做法,为了多挣钱,许多矿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对一些矿主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安全的做法也不闻不问。从某种意义上说,矿工既是矿难的受害者,也是矿难的制造者,成了一些黑心矿主的帮凶。 胡贵中说,由于小煤窑的矿工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收入,多干一天,就可以多挣一天的钱,有时候就会忽视安全隐患,“要钱不要命”。 采访中,许多小煤窑的矿工都表示,一般很少过问矿主对安全保障设施的投入,对违反安全规程的开采行为也比较漠视。“那是老板的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一位矿工说,“就想着多挣点钱拿回家。” 因此,石书军非常希望唤醒矿工对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自觉保护意识。他希望建立由矿工直选的煤矿工会组织,政府在保持现有的对煤矿监管政策与做法的同时,侧重于把煤矿监管方面的政策、知识等直接交给直选的工会、工人,支持工会依法维护矿工的安全权益,形成工人对煤矿安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 石书军说,现在有些地方对煤矿的停产整顿,完全是“一刀切”的做法,一旦有个别煤矿出了事,整个地区的煤矿都要跟着全面停产。表面上看是为了遏止事故,其实是因噎废食,还挫伤了许多安全生产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积极性。 矿工的技术和经验对于保障安全非常重要。比如,透水等事故发生前,都会有一定的征兆,有经验的矿工可以根据井下温度等因素的变化作出判断,采取应对措施。而“一刀切”式的盲目叫停,导致矿工流动性激增,非常不利于矿工队伍的稳定,更谈不上矿工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经常、反复地全面停产,也给煤矿的生计带来了压力。有些煤矿为了减少亏损,常常在整顿期间私下里偷偷开工,带来了更多的安全隐患。 政策的不确定,给煤矿和矿工都带来了负担。一位姓王的矿工说,家里等着用钱,煤矿又老是停产,我们心里真是着急。没挣到钱,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

如果你和我一样,真正扑下身子,下到冰冷黑暗的矿井的采煤一线,和矿工同生死、共患难,调查研究,体验生活,你就会发现 ,矿难的主要根源是矿工素质太低——安全意识太差、安全知识几乎没有。每次矿难,煤矿领导和当地政府固然有责,难辞其咎,但如果矿工安全意识到位、安全知识充分,矿难几乎都是可以避免的。

遇难矿工的家属被隔离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死去的亲人被装入裹尸袋中。尸体之外,有遇难矿工的妻儿老小,哭声连成一片。

每每听到灾难,心情都会非常沉重,但总归是很遥远的事情,那些罗列的数字,只是数字而已。而这一次,却异常的沉重,我知道了数字代表的人中的两个是怎样的人。他们的容貌,他们的身材,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的品格,他们家在那里,他们家都有谁……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我知道他们家不再贴大红的春联,不再走街串巷的拜年,甚至未必有心情去做顿像样的饭。灯火通红鞭炮喧闹的除夕夜,他们的家会隐藏在黑暗中,被新年忽略……这个年,他们怎么过哟……

谁来保障安全投入

2005年,本人有幸到某国营煤矿工作了一年。经常下井后发现,井下几乎全是农民工,其中有未成年人,也有包括聋哑人在内的残疾人。我不是说农民工不好,农民工吃苦耐劳固然可敬,但农民工有几个把采煤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别说当一辈子矿工,就是打算当三年五年矿工的也很少。与他们谈心才知道,他们只所以下井采煤,是因为生计所迫,譬如家里急需盖房,或孩子大了该花钱娶媳妇了,要么就是家里遭遇天灾人祸欠了钱需要还帐。除此以外,他们一般是不会当矿工下井的,他们和我们一样,知道生命的珍贵。等他们挣够了给孩子娶媳妇的钱或还清了帐,他们就不会再下井去做那“埋了没死”的工作。他们都是农村里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他们没什么文化,下井的目的很就是挖煤挣钱。至于那些脱离农民工实际的书院式的安全培训,他们不是不关心,而是根本听不懂记不住。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太大,煤矿也很难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

矿难

人生代代辈辈的交替,总难免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过。但是,做煤矿井下矿工,死亡的威胁总比常人更迫切一些。

矿工家属说,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利 南屯煤矿宣传科科长杨茂伦告诉记者,煤矿如果在安全装备上的投入太少,就没有安全保障可言。南屯煤矿每年直接用于安全投入的资金就达1500余万元。象南屯矿这样的国有大型煤矿,工人的流动性比较小,比小煤窑要稳定得多。全矿职工一半以上是初中以上学历,年轻职工大部分是中专、高中以上学历。南屯煤矿自从70年代末引进综采设备以来,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安全保障水平,死亡人数大大降低,曾经创造了7年多无死亡事故的记录。 南屯煤矿综采队的秦鹏说,他的父亲也是一名老矿工,现在已经退休。他父亲在矿上工作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要简陋得多,比如支护,采用的都是单体支护,就是用一根根木头柱子或工字钢支起来;现在都是采用金属单体或锚支护,实现了综合机械化采煤,安全系数非常高。 南屯煤矿掘进一区的成世明1979年就参加了工作,今年48岁,是一位老矿工。他告诉记者,要进南屯矿工作,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矿上提供的各项福利待遇都不错,而且安全设施很完备,工人在这里上班有一种非常踏实、安全的感觉。 蔡志兴说,个体小煤窑和国营矿不一样,国营矿的人员、资金和设备都有一定的保障,而个体矿人员流动太大,设备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投入。矿工的工资比国营矿要低,劳动强度和危险性却比他们更大。 个体煤窑的安全设备投入很少,就是有些基本的安全设施,也有偷工减料的情况。比如木头支护,按规程应该使用松木,但很多小煤窑为了省钱,就使用很便宜的杂木替代,支护的强度大大降低,抗压能力不够,就容易发生垮塌事故。 还有一些机械设备,比如通风机、井下风筒等,有些小煤窑为了省钱,往往使用一些质量不达标的次品,一旦通风不畅,就可能引发瓦斯爆炸。 有许多小煤窑,虽然各项许可证都有,但是没有专职的技术人员,没有规划,凭感觉开采,工人根本不懂作业规程。但是工人为了挣钱,也只能在矿主的指挥下乱采乱挖。有人为了多挣钱,自愿延长工作时间,体力透支后就更容易发生事故。 一位知情者说,小煤窑也会按照规定给矿工上保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给上的,一般都是象征性地上几个,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矿工的流动性也非常大,干一天拿一天钱,说不定哪天就走人,去别的地方了。 当记者问到在井下工作,是否担心安全时,秦鹏微笑着说,担心是肯定有的,在井下工作,主要害怕突发事故。但我们对矿上的安全设施还是有信心的,只要遵守规章,一般不会发生安全事故。矿上有一个安全监察处,检查人员在井下各处巡视,随时查找隐患,纠正违章行为,并且对这些行为进行暴光。秦鹏说他自己就有过因为小违章被处分的经历,被罚了30块钱的工资。 27岁的于瑞刚1997年从兖矿集团技校毕业后来到南屯煤矿,父母也在矿上工作。谈起矿难,于瑞刚说,他们也经常关注媒体关于矿难的报道,很同情那些遇难的矿工。 他们在私下里也讨论过小煤窑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国家应该把这些管理混乱的小煤窑全面关闭。因为这些煤矿不仅安全管理不够,经常发生事故,而且只顾眼前的利益,搞破坏式的开采,对煤矿资源是一种浪费。由于设备落后,小煤窑的开采率很低,而且毫无规划地到处乱挖,十分危险。有一位老矿工曾经说过,在这些小煤窑做矿工,是“吃阳间的饭,干阴间的活”。 《新安全》 (2004年 第五期)

这样一支队伍放在井下,不出事故才是怪事。这样一支队伍在井下出了事故,板子都打在当地政府和事故煤矿领导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可是,矿工是弱势群体,每次事故死伤的又都是他们,我们也不能把板子打在他们身上。

3月29日中午,救援工作宣告结束,此次矿难80名矿工脱险,26人遇难。

对于矿难,我并不陌生,在我的家乡,矿难与重大疾病,几乎算是同一级别的。我的邻居,我的亲戚,我的校友,甚至我身边一些亲近的人,都经历过矿难,因为有太多人是矿工。他们大多是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也有很多是年轻人,刚刚结婚,或者还没有结婚。每一个矿难都带来一个悲剧的家庭,因为死去的都是家庭的顶梁住。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减少或杜绝矿难。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余家岭矿难的当日,正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报,要求依法严肃查处瞒报事故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我认为,提高农民矿工的素质是减少或杜绝矿难的唯一出路。我的做法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设计针对对他们的切实可行的安全培训。譬如,本人驻矿期间,国家安监总局下发了《煤矿工人安全知识50条》,要求印发到每一位矿工。由于矿工文化程度低,如果让他们死记硬背,洋洋几万言,他们根本记不住。于是,我就根据《煤矿工人安全知识50条》的内容,编撰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煤矿工人安全知识顺口溜100句》,印发后很受矿工欢迎,安全效果也非常明显。

然而,一起接着一起的矿难,毫无休止的迹象。在这片土地上,因矿难而起的生死悲歌一直没有停息。

为什么要去做井下矿工?

长远看,矿工是农民工的现状必须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煤矿机械化程度高,矿工的工资也比其它工种高出数倍,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从事煤矿开采业。大学生应变能力、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都比较强,煤矿事故很少发生。

3月1日,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柴村,一非法煤焦油土法加工点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

为了钱吧,只能是为了钱,不然还有什么?

怎样才能改变矿工是农民工的现状?我认为,一是提高煤矿的机械化程度,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安全系数;二是提高煤矿工人待遇,吸引高素质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

3月15日,临汾市乡宁县西坡镇硬家沟煤矿二坑口井下在拆除设备时巷道发生冒顶,3人被困。

矿工的收入,在同阶层的收入中,属于偏高的。何况,他们大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学历,没有技术,不会做生意,找不到其他活计,只有一身力气,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去做矿工。还好,还能做矿工,不然怎么办呢?他们也得每天过日子,需要盖新房子,娶媳妇,供孩子上学,普通人要花的钱都得花,大家要过的日子都得过。谁不知道下井,就是把命拼上在赚钱呢?但是逼到那个份上,没有赚钱的门路,也就咬咬牙去了。

随着技术的进步,煤矿的机械化程度必将提高,劳动强度必将减轻,安全系数必将增加。至于提高煤矿工人的待遇?尽管煤矿是高暴利企业,由于采煤一线目前都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待遇普遍偏低,对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没有吸引力。为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应出台政策,规定煤矿一线工人的工资要比其它行业高出3至5倍。只要这样,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来从事这一工作,从根本上改变矿工素质差的现状。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我国矿难事故频发,才能使我国生产的煤不再带血。

3月14日14时,洪洞县明姜镇圣王沟一“黑口子”(即非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导致3人死亡。

有人说:“下两年窑,赚够了盖房子的钱就不干了。”有人想,“娶媳妇拉下的债还完了,就再也不下窑了。”但是钱赚多少是个头?下井一年又一年,娶完媳妇,儿子还要娶媳妇,总也没有坦然的时候。而当矿工,就像是吸鸦片,一旦开了头,就难以收住脚,干其他活,总觉得不如这个来钱快。心中想着,再干一两年,不会有事吧?

3月16日15时,乡宁县西坡镇硬家沟煤矿二坑口非法生产发生顶板事故,导致3人死亡。

于是,又下了一天井,是安全的,第二天是安全的,慢慢的,也就将风险忘记了,似乎日子可以这一天天过下,危险总是别人,与自己无关。

3月17日,临汾市洪洞县圣王沟一非法采矿点井下发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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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苗匠村联办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

然而,盘点一下周围的矿工,能平安到老的有几个?一辈子下井都没有出事故的又有几个?在那个幽暗的地下,确实有太多人不能掌控的东西。

3月26日,吕梁市下辖汾阳市杨家庄镇南偏城煤矿三坑发生炸药燃烧事故,造成14人死亡。

3月28日,临汾市尧都区一平垣乡余家岭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入井人数为106人,其中80人自行出井,造成26人死亡。

我小的时候,村子南头就有两座煤矿,开煤矿的老板,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每天正月十五,煤矿出钱在村里唱戏、放烟火,显得比其他村都富裕一些。对于煤窑的存在,我们似乎也并不怎么反感。

4月23日,临汾市乡宁县昌宁镇木凹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3人被困井下。

村里煤窑的矿工,大多是南方人,据说一般不收本地人。下煤窑哪有不出事的?不定那一天就会伤一个人,如果是当地人,处理起来后事,显然要麻烦得多。那时候经常听说那座矿上出过什么事故,死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赔了多少钱之类,如同听其他家常话一样。

4月30日凌晨3时许,,阳泉市盂县路家村镇刘家村一非法煤矿,瓦斯燃烧引发爆炸,14名矿工遇难。

慢慢的,本地人终于也开始下煤窑的,但是仅限于那些家里特别穷,或者着急盖不起房子娶不起媳妇的。去井下干几年,攒点钱,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的回来结婚过日子。大多数时候,本地人还是知足的,没有大事儿,种点地,也够花销了,不能太不知厌足,把命搭上。

善后

后来,私挖乱采越来越严重,小煤窑遍地开挖,整个村庄周围的路、庄稼都是黑煤面。支个十来米高的架子,盖两间露着红砖的房子,就成了个煤窑。小煤窑多了,矿工跟不上,那些在经济大潮中被搁浅的农民们,就开始跃跃欲试。很多原来铁定不下井的,也下了井,死看不上矿工的,也成了矿工。

余家岭煤矿,位于距临汾市约45公里的西山一平垣乡和土门镇交界处,其间群山环绕,矿区就在山沟。矿区大门入口处右边楹联上的“科技兴矿再涛辉煌”(就是“涛”字,我怀疑是“铸”的错别字,庞皎明注),使其显得与众不同。

在我们学校不远处,就有一座小煤窑。有一天正在上课,猛听到一声很大很奇怪的闷响,连地面都有震动。后来听说是那个小煤窑里发生了大概是瓦斯爆炸的事故。死了人,也伤了很多人,伤者中,就有一个是我的舅舅。他全身很多地方烧伤,但是属于一行人中比较轻的,据说是因为他怕冷穿了很厚的棉裤。

据了解,该矿属于乡镇煤矿,其核定生产能力为每年9吨,按规定入井人员最多29人。

这件事情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一队铲车进村,摧枯拉朽,把小煤窑全都填平了。所留的只有一两座有证照的煤矿,还有不远处的国营煤矿。

在发生事故之前,其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在内的煤矿生产必须的六个证件均已经过期。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煤炭开采必须六证齐全且有效,否则属于违法。

官方的调查结论称,煤矿在不具备正常生产的条件下,违法组织生产。开采进行的极为混乱,多个工作面,多头掘进,井底巷道像蜘蛛网一样。“进去如果乱走,说不定就走丢了出不来。”这是矿工的描述。

没有了小煤窑,矿工成了一个紧俏的行业,国营的大煤矿虽然也需要很多临时工,但显然不是谁想去就可以去去。招工时节,有没有关系,有没有门路,就显得格外重要。终于请客送礼救爷爷告奶奶般地进去的,一脸喜气洋洋,似乎这个煤 矿,已经不是原来所说的会发生矿难的煤矿。

矿难救援工作结束以后,相关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也相继展开。尧都区所有煤矿停产整頓,全市展开打击矿山非法违法生产专项行动。最终的处理结果是37人被撤职、免职及得到相应的处分。

国营煤矿的出事故的概率,虽然比小煤窑要低的多,但并不是没有。我的另一个亲人,就在那里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矿难,其他一些小伤小事故,更是不计其数。然而至今,他也没有退出矿工行业,他一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把望着想进去呢,而且出来干什么呢?

事故调查组查封了煤矿在临汾的200个银行账户,共计金额为30万余元。然而,根据山西省安监局、省财政厅于2006年6月联合下发的《省管企业煤矿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专户资金监管暂行办法》。

其他忘不了当矿工这条路的人,于是结队到了煤矿更为集中的山西去谋生路。一拉一,二拉二,很多本乡的壮年男人,又到了山西。在山西,他们也属于当地人眼中的外乡人吧?如同我们当年看下煤窑的南方人一样。

煤矿风险抵押金专门账户上的资金均不得低于100万元——根据山西省政府2004年的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

在朔州矿难中去世的两个人,就是这样到了山西。

血煤

那个远房叔叔,是个很木讷的人,稍稍有些口吃,所以很少说话,见人只是抿嘴笑一笑。人非常的实诚憨厚,村里族里有什么事情,都是不惜力地去做。他在家族中的声誉很好,但是这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他还是得想办法赚钱,我记着去年过年,他都没有回家,在那里为了赚加班费……

3月份以来,临汾市接连不断的矿难,使得曾因环境污染过重而被媒体喻为“伤城”的临汾再次陷入忧伤。

那个年轻人的印象要稍模糊一些,记忆中,还是一起在学校上学时的样子,永远不能知道他现在样子了。他正在怀孕的媳妇,我没有见过。

对于余家岭煤矿矿难发生的原因,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地政府下派的两名安监人员,由于一名生病外出,另一名在吃饭之际,矿方组织开采而导致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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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实情并非如此。2006年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4名矿工遇难)之后,当地政府向每个煤矿派出两名安监人员以配合煤矿的安全生产。

人为了生计,总要努力,但是在要矿工的来说,似乎总是更难一些。不做矿工,没有其他出路;做矿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送了活路。这就像是一场赌博,把命押上,拼一场不太憋屈的生活。

“很多煤矿都是安插自己的亲信。”知情者说,余家岭煤矿的真正后台,还涉及当地的两个官员,据说该矿的矿主还有一个在煤矿监管部门工作的亲戚。

“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与矿老板勾结,监督者成了保护者。”

这一次矿难,能阻挡得了家乡人当矿工的步伐吗?只怕未必吧,如果没有其他路径。

晋城市城区检察院检察长赵贵炉告诉记者,“在矿难发生的十多天前,晋城市刚刚组织过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各个煤矿进行拉网式排查,驻该矿办事处的包矿员、安监局的驻矿员,都报告没有发现异常。”

我的舅舅在经历过那次瓦斯爆炸事故后,再也没有去当矿工。然而,不当矿工,总也找不到其他稳定的活计。种地已经占不了一个人,而且收入远远不够日常开销。他像村里其他的剩余劳动力一样,开始走向大城市,背井离乡,成了所谓的农民工。他们的收入还未必赶得上矿工,而且同样没有保障。这边干几天那边干几天,说没有活计,就没有了。

也就是“3·28”余家岭矿难的第二天,山西省长于幼军曾经要求从4月开始,全省各地市要在3个月的时间内对煤炭资源整合后的保留矿、超能力生产矿、非法采矿点等三类煤矿进行地毯式清剿。

有一次,舅舅站在冬日的田野,看着忽地飞起的一片麻雀,说:“我们这些人,就像小雀一样,这边有东西,就忽地一片飞过去,那边有东西了,又忽地飞过来,总是在不停的找食,没有安稳的时候。”

各地要严查保留矿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不过关但仍组织生产的煤矿要全部关停整顿,不能手软。

写到这里,已经悲伤的不能自已,为远房的叔叔,为我的舅舅,为一切为了生计,而苦苦奔波的人。

对持有合法生产手续但存在越层越界开采、超能力开采等行为的煤矿一律关停。同时,各地还要继续保持对各类非法矿点的高压打击态势,建立起层层监管体制。

“他们停不下来的,等风头过后,还会偷偷地开。”在山西,不少煤矿附近村庄的村民说,年复一年,他们已经看清了这种游戏——每次发生大的矿难,都会来一次整顿,整顿过后甚至在整顿进行中,有些煤矿还会在晚上偷偷地挖煤。

“国家不是不要煤,但是不要带血的煤!”2005年11月21日,在贵州督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时任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副局长王显政的话,近乎经典。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因矿难落过泪,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因矿难拍过桌子,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因矿难怒斥地方官员,省长表态治理煤矿“绝不手软”,然而,矿难还是在不断地发生。

中国矿难解密

王克勤

在山西,除了大型国有重点煤矿之外,大多数都采用承包的方式进行经营。

这种方式通常如此:开采煤矿需要的证件、执照,由投资人(真正的煤老板)负责解决;而煤矿的开采及井下管理,往往由负责承包的包工头负责——他们也往往被外界称之为“煤老板”。

在矿工的眼里,“小包”、“中包”、“大包”或者投资人都是煤老板。而说,真正的煤老板只有两类,那就是煤矿的投资人以及他们的后台。

左云店湾的矿工给记者一段顺口溜:“一级包工头靠门路,二级包工头靠人缘,三级包工头靠手段。”

他向记者解释其中的意思,靠门路,就是要和当地领导有关系,至少也和煤老板关系熟;靠人缘,就是工头能够和一级承包人套上关系,这样就能有煤挖,同时又能和下面的队长搞好关系,这样下面的人能替你卖力办事;靠手段,底层包工头要靠自己的威信来让民工能努力干活。

煤矿承包给包工头以后,如果出现矿难发生死亡事故,包安全的“大包”和“中包”需支付全部的赔偿费用。

但是,这只是在暗中进行。所有明面的工作,一般由煤矿投资人的亲信,即是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来操作,“要是被抓起来,抓的也是矿长”。

最常见的矿难,往往有三种

瓦斯爆炸、冒顶和透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三种: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井下发生车祸。此外,超采也是造成矿难的一个根源。“一般都超采3倍左右。”

这位知情者说,煤矿老板之所以暴富,与超采也紧密相连。为了超采,煤矿老板并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采矿图纸规划进行采煤,由于地质结构状况不明,发生冒顶或透水在所难免。

为了超采不被察觉,“一个煤矿至少有四份图纸(采掘工作面分布图)”,真正实施操作的图纸只有老板知道,其他的都是为了应付检查。

这位知情者还对记者说,超采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为偷漏税创造了条件,只要交足核定产量的税款后,“剩下的都是老板的。现在煤矿都是现金交易,很难查。这也是煤老板快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老板的心里就像赌徒,趁着政策还没变,趁着还没有事故发生,能挖就要赶紧多挖……”

黑口子

黑煤窑,坊间又称黑口子,是泛指那些一开始就属于无证开采的小煤窑或手续不全仍在开工的煤矿。在山西,从头至尾均不办理任何证照的煤窑占了黑煤窑的大多数,“从明口变为黑口的煤窑占少数”。

一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一些明口(合法煤矿)由于个别证照过期不能继续申办或费用过高,索性变成黑煤窑。而黑煤窑这个毒瘤癌变的过程,所反映的却是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勾结的现实。

“私采乱挖开黑口,以盗窃罪抓捕”,“凡举报开黑口者,奖励300—1000元”,“谁挖露头煤,政府就打击谁”,“政府对于开黑口子者,一律进行毁灭性打击。”

……在河津市煤区的路边,类似的标语一条接着一条,“有煤矿处皆有标语”。标语的发布者,是河津市政府和该市的矿产资源稽查局。

“应该是‘谁挖露头煤,政府就在保护着谁’。”在记者的多方努力下,曾开过黑口子的老板王涛终于开口了——而且无话不谈。

王涛,河津市人。两年前,他的黑口子在该市下化乡正常运营,“如今风险太大,不挖了”。

当时,这个乡明口子(合法煤矿)有30多个,黑口子300多个;如今“明口有30个左右,黑口子有200多个”。

如何才能开得起一个黑口子?王涛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程序——他亲历的内幕。

要顺利挖一个黑口子,开一座非法的小煤窑,在河津市,一般得经过五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资人)得跟矿产资源局的领导接上头。“你得跟他通个气,自己想挖个口子。”王涛说,有的时候,资源局的人还会告诉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资源更为丰富。

其次,在当地纪委找个靠山。“在这里,纪委什么事都管,在里边没有人不行。”

第三步,找到乡政府。“在乡政府里边说得上话的人,得给他们钱。”

剩下的两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书记。“不给派出所好处,口子就没法开。他们抓住一个(黑口子)矿工要罚款1万,抓住一辆装载车罚款3万。”

王涛说,至于村书记(村主任),他们是土地爷,挖他们地下的矿所以要给些钱,“他们能保证你平安生产”。

打点这些关系,需要花费多少钱?王涛说,“给村长的‘黑水’(即支付开黑煤窑的好处费)一般是2万,给一次就可以了。

其他部门的人,要经常走动,经常给钱,但第一次的‘公关费’大约需要20万元。”

还有一种情况,开黑口子并一定经过这5道程序。据知情人向记者介绍,给村书记每年交10万元,也能确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开办黑煤窑。

“进村都得经过山路,什么人什么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看帮着放哨”。但是,仅依托村书记为靠山,是开黑口子风险最大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给乡政府“进贡”20万元。“资源局或市里要来人检查时,可以从乡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铲车把口子堵住就没事了”,王涛说。

在黑口子泛滥的临汾市汾西县,开黑口的程序与河津市大同小异。该县的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汾西开黑口,必须打点的部门有:乡政府、国土资源所和派出所。

“当然,后台越硬胆子越大,但只要搞下这三关,黑口子就可开张了”由此,一座黑煤窑即宣告诞生,“边挖边卖边发财”。

由于黑煤窑不需要向政府上缴任何的税费,“每吨利润至少100元,一天最少也赚2—3万,一个月赚七八十万是小意思。”

王涛说,在2004年,他的黑煤窑没有把出煤的任务承包给带班工头,那时的吨煤成本仅需21元。

真可谓是“挖全民的资源,鼓了自己的腰包”。

到处泛滥的“黑口子”是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近几年来,随着山西省政府打击非法小煤矿力度的加大,五六千的小煤窑因此而关张。

除了2005年开展的“打非行动”以外,这两年来,山西各市县每年也都会独自开展“打非行动”,以打击黑煤窑的违法采矿行为。如太原市万柏林区,仅2007年就关闭了一千多座黑煤窑。

“我们这里,去年是炸了不少矿,关系不硬的都炸掉了。”河津市的知情人对记者说,“有大后台的象征性的炸一下,有些就根本没炸,检查之间就已经停产,用土把井口掩埋了。”

“只要地下的煤还没有挖完,黑口子怎么可能全部停下?中央媒体报道过、地方媒体报道过,不知多少遍了,总会死灰复燃。”

带领记者进入汾西群山间调查黑口子的线人站在山头上,“整个山西都是如此。有煤老板曾放出话来,就算国家领导过来治理也会头疼。”

分食者

黑煤窑、黑矿工、黑煤场、黑车、黑煤检站、黑老大、“黑记者”、“黑官员”……黑煤窑分食者们结成了一条相互勾结的黑色利益链。

黑煤窑中的食物链大概分四个层级——第一级:煤老板(及黑矿投资人);第二级:矿长;第三级:包工头;最后一级是矿工。

煤老板开下一座煤窑,选择一名亲信当矿长后,就开始退隐幕后。“需要打点上面的工作时,老板才出面。”

在煤矿,矿长即是煤老板的代言人。矿长之下,就是包工头。在黑煤窑,包工头的工作与正规煤矿的有所不同,他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两项:招来矿工,把煤运到地面

如果发生矿难,除非有事先特别约定,全部由煤老板负责。

黑煤窑的包工头,一般都是外地人。包工头与煤老板的合作方式,是与煤老板谈好吨煤的价格后,负责组织矿工将煤从井下挖出运到地面。

矿工的组织管理及工资发放,由包工头负责,煤老板概不过问。

矿工的来源,以外省籍矿工为多,主要有四川、陕西、湖北、浙江、甘肃及东北等地。目前在黑煤窑挖煤的矿工,收入一般都比正规的煤矿高,“一天能挣两三百元”。

在黑煤窑中挖煤,同一个煤窑或同一个工作面的矿工,一般都是老乡。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农民,记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在黑煤窑挖煤的矿工最高文化程度为初中。

由于素质不高,加之很多矿工从来就没挖过煤,伤亡事故经常发生。

据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仅河津下化乡,每年死在黑煤窑的矿工约在20—30人。事故的处理办法,都是进行“私了”。

“至于整个山西,每年黑煤窑死多少人,恐怕谁也无法说清。”该知情人说。

在黑煤窑的食物链中,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级——在黑矿附近正规的煤矿或煤场。由于黑煤窑挖出的煤,通常情况下必须在天亮钱转移,而他们转移煤的目的地,是合法煤矿的煤场或黑煤场。

“黑口子的煤一定要想办法赶紧拉走,所以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行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因此各方都喜欢从黑口子拉煤。

2006年,据太原市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外环路两侧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储煤场就达90余个,其中90%均为“黑煤场”。

而记者在临汾、忻州和河津等多个地区看到,许多黑煤场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的两旁。据了解,山西省非法储煤场每年偷漏税费近10多亿元。

煤老板

最近几年以来,全国各大媒体都关注山西煤老板,从团购“悍马”到北京的横扫楼盘,山西的煤老板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端挥霍的暴富印象。

当年轰动一时的团购悍马已经被证实是谣言,但是山西煤老板确实喜欢好车,尤其是喜欢购买好的越野车。“有煤矿的地方就有丰田霸道,霸道只是煤老板的工作用车。”

临汾市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说。煤矿用车的基本法则是:一般煤老板和包工头都开丰田霸道和陆地巡洋舰,二级包工头开本田、现代和三菱越野车。

有些老板不仅需要好车,更想图个吉利,搞到一个好的车牌,车牌和车子一样,都是地位的象征。据2006年11月27日《三晋都市报》报道:太原148个吉祥车牌号,共拍出450万元。

煤矿老板自嘲自己的工作是三陪,“陪吃、陪喝和陪玩。”这陪的对象,多是当地的官员,这些人都关系着煤矿的生死存亡。

左云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现在能管到煤矿的部门至少有20多个。”对这一数据,临汾煤炭工业局局长杨吉春表示,“差不多就有这么多。”

某煤矿平均每天要接待至少三拨的官员,&ldqu

o;都是来拿钱的,或者要赞助的。他们连周末都会来,什么部门都有,连教育局都来过。来了我只能接待,谁也得罪不起,谁都知道你有钱。”

于是,这些“三陪”老板和大小官员们,撑起了灯红酒绿的大同。

缺水的村庄

店湾村就在店湾镇,因为连年的挖煤,地下水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村民介绍,上世纪70年代,打井下去都能提出水来,到90年代初,地下就已经没水了。

“现在喝水都是花钱买,水是从内蒙古引过来的,再用卡车去拉上来,外地人5毛钱一担,本地村民2毛钱一担,村里贴钱供应的。”

现在村里大多数的地都已经退耕还林,村民的收入主要都来自房租出租。外地人的增多给店湾村带了收益,也带来了环境和治安的一系列问题。

店湾村房前屋后随处可家见干硬的粪便。“都是外地租房的人做的。”村民忿忿地对记者说,“起风天,便纸会飞进家里来!”

破败的村庄

店湾镇下张家坟和南深井这两个相邻的村村民不约而同地在左云县上访。“下张家坟曾经很富,现在不行了,和西沟相差越来越远了。”

煤矿被整合,也有的被卖了。刘家窑村和下张家坟和南深井村一样,演绎的是一个因为致富又因煤致贫的故事。

1985年,该村投资400多万元,建立了第一个村集体煤矿。1989年,另一个井口建立。1990年,第三个煤矿建立。彼时,大量外来矿工其及家属,把整个刘家窑村热闹得沸沸扬扬。

2004年,该村一个煤矿因资源枯竭而关闭。2005年,另一个井也因资源枯竭而关闭。2006年,最后一个煤矿因为资源整合而被关闭。

“没有了煤矿,外来人口也没有了,服务业也停止了,运输业也停止了……资源枯竭,地下水也没有了。”

搬迁的村庄

范家寺位于与西沟村只有两里地的距离。“这个村已经不存在了,都集体搬迁了。”

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里以前地陷压死过人,之后就整体搬迁了。”关于这个说法,记者在店湾镇政府那里得到核实。

范家寺村共有170来户,2004年,村民在打麻将过程中,忽然地陷,造成一人死亡,2005年,整个村房屋出现大面积裂缝。“当时村里每天都在震动,2005年9月,政府果断决定集体搬迁。”

“我们一个月就搬光了,实在是太危险了”。现在村民都在左云租房暂住,等着新村落成再搬迁。

江湖

黑煤窑的煤被运到煤场以后,要平安上路必须持有“煤票”,并且必须路过“两关”:煤检站和治超点。

从1979年开始,山西省政府对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吨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俗称“出省大票”的一种煤票,仅针对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所有出省的煤车必须携带此票据以证明交纳了基金。

2005年,山西省为了彻底切断黑煤窑的生命线,山西省煤炭局下发铁令,要求煤炭系统禁放没有“合法煤炭销售票”(即“煤票”之一种)的煤炭进入市场。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规定提出,所有“证照”齐全的矿井必须执行“煤炭销售票”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无“煤炭销售票”的煤炭。

这些煤票,只有正规注册的煤炭经营企业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记者介绍,为了让运煤司机在自己亲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场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会“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

“我们得过去加高价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运煤司机对记者说,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检站,是一个历史产物。1970年代,国家为补充计划内煤炭调拨量不足,鼓励山西提高煤炭产量,增加晋煤外调量而给予山西一项特殊政策——对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吨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这个政策在2006年12月31日执行到期。

当时,山西省政府将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征收权授予山西省煤运总公司,而山西省煤运总公司可以从征收费用中提取2.5%的服务费。

自此,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公路上设置煤检站,如今已经形成覆盖全省的煤运网络。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税务部门委托煤检站代为补征。

煤检站的职能,是对出省的运煤车辆进行复磅计量、补征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运煤车所携带的由上游的煤焦营业站开出的票据进行核对,对与实际重量和应收基金数额标准不符的进行量差和价差的补征。

然而,记者通过对朔州市、临汾市、河津市等多个煤检站的现场观察,许多煤检站几近形同虚设。有些运煤车排着一条长龙停在路边,有的,则根本不上煤检站的地磅。

记者采访了一位曾在煤检站工作的人士,了解了其中的奥秘。

“不过地磅的,都是在站内‘有人’的煤车,而排队等候的,是在找人帮忙通关。”他说,煤检站一般一个班工作8个小时或12个小时,24小时轮班。

煤检站的工作,即是“验票”和“补票”,但此项工作几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检站都难以认真执行。“跟站里的头(站长或班长)打好关系后,一切都好办了。”

知情人说,煤检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开票或少开票。比如,一个车队有10辆车,只开5辆车即可放行;一个车实际载重有60吨,开票时只收20吨的钱。

在煤检站工作过的消息源向记者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国家该收的钱没有收到以外”,其好处有三:第一,运煤车司机少交了钱。其二,煤检站工作人员得到了“黑水”。最后,帮助通关的人也获得了提成。

“一个煤检站普通职工,一年十几万轻轻松松。”消息源说,一个班一天大约有5万元“黑水”入账,站长一半,副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平分另一半。

运煤车要顺利通行,还得经过一到关卡:车辆超限超载治理点。然而,记者在山西调查的情况却是,在山西省内的超载运煤车,几乎都是畅通无阻。

“有人专门押车,因为超载而必须卸货的,基本上占不到10%”。一位运煤司机如此表示。因为超载,重型汽车的刹车片一般都经过改装——有一根小水管以便快速冷却刹车片。

司机说,“一般都要超载一倍以上,要不然赚不到多少钱”。

黑煤窑的煤矿被“洗白”上路之后,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黑煤窑的背后,还有在想着分肉吃的人:一个群体是记者,一个群体是官员。

在山西,据业内人士介绍,从事“创收”的“新闻工作者”比从事报道的记者还多。

大同、吕梁和临汾等地,几乎成了“假记者”的重灾区,由于煤矿存在的各种问题突出,“记者”泛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创收”,以各种名义向煤矿要钱。

晋城一位矿长曾向记者介绍,有一次他的煤矿因事故死了一个人,其花费了290万打发“记者”,才将此事瞒了下来。

黑煤窑要想继续存活,除了用钱来买通“新闻工作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在山西,黑煤窑似乎与当地的官员都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河津的黑矿老板王涛向记者抱怨说,有一个月,资源局的人一共来了三十多次,“来一次一人给一万”,“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吃饭、开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费”。

在临汾,一名煤老板说,“我这里谁都能管,连计生委的人都可以过来收矿工的超生费。”

更多矿区的农民,并没有因煤矿而得到好处。黑煤窑的利益链中,最无奈的是他们:“挖煤不要我们,地倒空了,水跑了,我们以后怎么生活?”

汾阳市杨家庄镇的一些农民,似乎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运煤车必经的路上,几位坐着轮椅的男子总是停在路中央,每当有运煤车经过,他们就拦住了煤车的去路。“地陷了,房塌了,怎么办?”

对此,杨家庄农民的回答很坚决:拿走煤可以,“留下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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