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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进过的工厂,以后不用流水线工人

文章作者:疾病 上传时间:2019-11-26

文 | 潘俊宏

我所在的电子公司,是一家生产制造加工型企业,老板是三个台湾人,准确地说,是三个年近六旬的台湾老头合伙开的一个厂。

林董的股份最大,主抓生产工作。黄总,负责技术这一块。张总,管人事和行政,主要负责销售,大部分的时间在外跑业务拉订单。

我们厂不大,生产部有电机和电子两个课,共五个组,全厂生产和管理人员加起来,总共不到三百人。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燃气热水器配件,有出口到国外的,也有给国内企业做配套生产的。

别看厂子不大,生产的东西不是什么高科技,也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但合作的客户都是响当当的知名企业,有中山华帝、无锡阿里斯顿、杭州海康威视,我们工厂给这些公司提供相关的配套产品。

三位老板风雨同舟,配合默契,公司顺风顺水的办了快二十年。他们的管理风格也是各有不同,可圈可点,有的似和风细雨,有的是暴风骤雨。

林董经常到车间来,每次都是背着手,像麦田守望者一样,在车间里转两圈,溜达溜达,然后默默地离开。黄总几乎不到车间去看,一年都不会超过两次。

只有张总,他的管理方法最直接最激进。张总脾气很火爆,全公司员工都怕,特别是我们的课长大人。有时候,他还没回来,我们都提前做好准备。

张总每次都是在月底快发工资的前几天,从台湾飞回来。他一到车间,就会看到这里不好,那里不顺眼,这里乱七八糟,那里问题多多。他会当着全车间近一百号人,讲话近乎像吼一样,给我们课长骂的狗血淋头。

课长则像抗日剧里,跟在鬼子边上的那个翻译官,被骂的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低着头跟在张总后面,认真的听着。好在,课长肚里能跑航母,心胸很宽广,无论被张总骂多少次,从不和老板计较,因为经历的多了,已经麻木习惯了。

三位老板之所以能开厂这么多年,源于他们会合作,懂得经营之道,会精打细算。为了节省劳务成本,最大化的利用廉价劳动力,公司在十年前就开始用劳务派遣工。

我们厂员工分两大类,三个不同类型。即正式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正式工又分为A类管理人员和B类普通员工,这两类员工公司给买社保和医保,每两年有一次免费体检,有带薪休假。

最差的就是劳务派遣工了,这类员工只有工资,不给买保险,工作满一年有4天年休假,其他福利一样都没有。

同工不同酬,人为的制造不平等,等级分明,这可能算是台湾特有的一种文化。

有时候,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作为老板,要经营好公司,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担的风险也大。经营的好就赚钱多,经营不善就是破产倒闭,甚至负债累累。

作为打工者,每天只需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就行,不操心,不担风险,每个月定时领工资。

两者承担承受的不一样,自然回报也是天差地别。老板做的不好,资金不能到位,员工不给你干活,供应商不给你提供原材料,生意就没法做了。如果敢偷税漏税,税务局就查你。开一家工厂还要面对工商、税务、消防、环保等各种检查,需要办很多各种各样的繁琐手续。

打工者这些都不用考虑,几乎是一本万利没有任何风险,现在极少还有公司欠薪。

上个月,因为底层员工流失率较大,又招不到人,公司新出了一个规定,A类人员可以到生产线上来加班。一个月累积加班满100小时,奖励300块钱。那些干了十多年的副理,还有A类员工们,为了多赚点钱,为了多赚那 17块多钱一个小时的加班费,也愿意放下身份来车间加班了。

我们厂里,做了10年以上的老员工比比皆是,很多员工进厂时还是小姑娘,现在早已升级为小姑娘的妈妈。服务满十年的员工,在吃年夜饭那天,公司会奖励一块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银牌。

在去年的年终尾牙宴上,林董自豪地说:“我们公司明年就有20年的员工了,公司设有20年员工奖,比10年的员工奖更丰厚更有价值。”

在一个工厂里服务20年,值与不值,相信很多人都能回答得上来。试问,人生能有几个10年?有几个20年?

在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打工者,能够像唐骏那样成为打工皇帝的,还是万里挑一,如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打工者都不可能做到。

很多打工者都有这种感慨,一旦离开所在的公司,就迷茫了,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即使是换工作,也是从这个厂跳槽到另一个厂,继续以前的重复和循环。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公司不要我了,哪天干的不顺心了,我该怎么办?

生活安逸、眼界狭窄、害怕改变、身处危险之中还浑然不知,等到想改变时,却没有了改变的能力。每天忙碌于上班和加班,没有时间用来提升自己,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长期这样的恶性循环,这是很多打工一族的真实写照。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一只老鼠觅食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盛得半满的米缸里。这飞来的口福老鼠岂能放过?一顿饱食后倒头便睡。

不知不觉中老鼠在米缸里已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时老鼠也曾为是否跳出米缸进行过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可是眼瞅着这么多白花花的大米,嘴里便直痒痒的,真舍不得离开。

直到有一天米缸见了底,老鼠才惊觉缸底到缸口的高度无论如何已是难以企及;更要命的是,此时它已胖得如一只笨拙的肥猫,几乎没有什么弹跳力了。

它面临的只有两种不幸的结局:被主人活活打死,或是活活饿死在米缸中。

许多打工者的状态就像米缸中的老鼠,也曾为是否跳出米缸纠结,也曾做过痛苦的抉择,然而现实很残酷,长期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让自己丧失了跳出米缸的勇气与能力。

俗话说,“工字不出头,工字难出头”,打工是最没出息的一种选择,看似安稳的打工生活,实则危机四伏。

靠着拿死工资,这是“提桶收入”,一但停下来收入就没有了。可是,漫长的人生路上,意外、疾病、失业、离婚、养老,谁能保证不会踩上几颗地雷?有的时候,从小康到赤贫,也就是一场大病和一次意外的事。仅凭打工,如何应对生活中的风险?

年轻时一穷二白,需要积累,需要经验,需要原始资金,打工只是一种暂时的选择。可是一辈子都在打工,就很愚蠢,很不明智了。

要突破打工的魔咒,跳出打工的圈层,得记住:每天下班后,再困再累都要留一个小时用于投资自己,可以是看几本提升心智增长智慧的好书、学习一项新技能,学习理财投资,也可以业余时间尝试小本创业,积累赚钱的经验。

毕竟,办法都是想出来的,潜能都是逼出来的,出路都是走出来的。

虽然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但再小的机会也要努力,因为人一辈子只活一次。

我和汪先生经常一起去吃饭,因此也得以了解一些他在深圳的工作经历。汪先生比我年纪略小些,来广东工作的时间也短一点,却也经历了很多职场波动。

前文里(周愤青和林心机)我站周杰的队,有朋友不解,私下@我,和我持相反的意见,也许某人白莲花的形象深入心,管他呢,反正各花入各人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                                                            娱乐圈太远,政治的不谈,作为普通打工妹来说,我只想用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人和事,来浅显的谈一谈我眼中的港台人和大陆人,确切的说,是港台商人和大陆商人的不同。

  在职场打工的朋友肯定都对富士康很熟悉,作为全球第一大厂的富士康,每年都会招聘大量的员工,但是近几年和很多工厂一样,富士康这样的大树也碰到了人员流失严重,招工招不到人的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去工厂打工了呢?小编结合读者的回复和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原来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几个小厂工作,但是因为工资低,于是总是跳槽,和很多那个时候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

04年的时候我从一场缠绵长2年之久的病痛里走了出来,挥别父母,和妹妹一起南下广东,进入一家台资电线厂做生产车间的品保(即品检),因为车间生产主要靠机台,所以那家工厂有别于其他人工密集型的制衣厂和电子厂,因为工厂产值高,工人少,所以台商便显的没有那么云雾飘渺,高不可攀,我便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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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后来他终于到了到了一家大型的代工巨无霸台资企业上班,这个台资企业在龙华有很大的工厂,有超过30万员工,另外,在大陆很多城市都有工厂。汪先生上班的工厂不在龙华而是在观澜。却说他在观澜工厂工作一转眼满了四年,台资厂由于管理很严格,工资也不高,所以人员流动性也很大。与汪先生同期一起入职的同事大多离开了,如果顺利的话,汪先生下一步就该升任课长了。这课长是台湾企业的说法,来源于日本公司的称法,就是一个基层的主管,具体负责部门日常事务的管理,比这个职位再高一些的是经理,可是在台资厂里经理职位都是由台湾人担任,有些能力差一点就当副理,而大陆人能力很强的也只能当个副理到头了。并且那些台籍的经理(台资企业内部称台湾干部,简称台干)个别人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总觉得台湾人比大陆人高一等。汪先生眼看就要当课长了,可就在那年他所在的部门订单骤停,所有部门的工程师技术员都要转岗到其他事业群去,于是,汪先生的课长梦泡汤了。

那是一家家族式的电线电缆厂,老板是一个姓Z的台湾女商人,我进那家工厂的时候Z姓女老板听说因为偷税漏税被抓了起来,在那家工厂上班近2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有看到过Z总,只是其间有过好几次工厂门口被一群拉了横幅的广东本地人给堵上了,红色横幅上的大白字是:“无良商人,血债血偿,老板偷税,员工顶罪”的字样,听资深的老员工们说,因为Z总偷税漏税,帮他处理进出口报关的报关员也受了牵连,被判刑关了起来,因为一份工作而进监狱,家属大约觉得冤枉和不值,所以就时不时的来工厂闹上一闹,现在想来在10多年前工人的工资也就1000元上下时候,因为老板偷税漏税牵连做事的员工坐牢,这税偷漏得额度得有多大呀,怎么着也是个天文数字吧,再加上那个时候能来内地投资开工厂的台湾商人,当地政府一般都是大神一样供着的时代,台商因偷税漏税被抓还真不是太常见的事情。

  1、工厂订单确实不是很稳定,又旺季自然就有淡季,有读者反应,工厂到了旺季的时候员工疯狂熬夜加班,工资基本上都是靠加班费,能多赚些钱,到了淡季工资少的可怜。

汪先生于是了离开观澜那个工厂,随后来了沙井安托山,也是在这里我结识了他。那个电子烟厂有差不多七八千人,也是大厂了。我们所在部门的那个总监是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和我年纪不相上下,人很和善,握手的时候他那厚厚的手掌握得很用力,让人感觉他是很真诚的人。他允诺我们说,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不出半年将会是急需用人之际,到时我们每个人都可当经理。于是我们士气高涨,天天加班挑灯夜战。

Z总入狱后替她管理工厂的是她的老公,姓J,据说是经济学硕士,工人们都叫他J副总,J副总长的高高大大,白白净净,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有点台湾老牌明星刘德凯的感觉,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风度

  2、工资待遇一般,上班时间长,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尤其到了夜班,更是辛苦,一个月赚三四千块钱,出去吃饭花销真的剩不下几个钱。

可是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发现流水线的工人天天不要加班,之前的夜班也取消了。后来办公室里有了传闻,说老板要裁员了,特别是入职未满半年的都要离开,我和汪先生很是忐忑不安,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形势很差,很多公司都冻结招工。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又过了两周,公司的裁员名单发出来了,我和汪先生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翩翩的男人脾气却不太好,经常看到他在车间叉着腰高声责骂人的样子,骂工人,也骂车间管理人员,那家工厂是24小时两班制的企业,员工一个星期一倒班,上过夜班的人都知道,不论白天休息的有多好,上夜班时尤其在凌晨4.5点钟,天将亮未亮的时候,人是最疲倦最容易打瞌睡的,而J副总最喜欢挑这个时候来车间查看,冬天的时候,前后车间的门都从里面拴上了,他偶尔也会在凌晨的时候出现在车间,工人们都说,他是爬窗户进来的,很难想像一个1.8米多高戴着眼镜的斯文人爬自家工厂的窗户是一种什么情形,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淡忘了,但独独记得Z总入狱和J副总爬窗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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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前后离开了安托山。我回到了松岗,我在那里一个叫做潭头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单间,在那里继续找工作,有时在网上投简历,有时出去市区的人才市场看看机会,九月的深圳还是盛夏,天热得让人不愿出门,但手头没有工作也是无聊,于是每天在网上投递简历,有公司打电话就去面试。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三个月,终于接到广州一个电子厂的面试邀请,这个工厂在黄埔区的萝岗一个叫做赵溪的村子附近,是个美国公司,有一万多人,是个大厂。有一日,我正在赵溪村站台等公交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汪先生打来的,他问我找工作到了哪里,我说我在萝岗,他很惊奇说,我也在萝岗呢,他告诉我他在科学城一个生产连接器的工厂做事。于是在这通电话之后的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同事驾车来了赵溪村,我们在村里的饭店一起吃饭,说着分开之后的种种经历。

06年的时候,我进了另外一家台资电线厂,好巧,老板也姓Z,不过是男的,这一次应聘的工作是品保部的文员兼职ISO文控,平时做做品质报表,帮课长打打表格,ISO文控这一块就主要处理一些受控文件的回收,更新,增补等,另外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工作就是做会议记录,进过台资厂的人都知道,台资企业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会议多,这家电线厂,工人不太多也就5.60人的样子,制造/品保/工程/生管/资材/人事等部门除主管以外,打杂的文员就有加起来有7.8人之多,但不知为什么,做会议记录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这家公司一周要开2次会议(周三和周六晚上),是那种所有部门的主管都要去开的大会议,每次都由一个台干(台湾干部)主持,在做会议记录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些台湾干部们。

  3、有读者和小编说,在工厂呆了10年,心太累了,工资不给加,还要被车间小领导乱扣钱,加个班还要和领导关系好,不给他好处,就整天算计着不给你加班,规矩太多,真的不想干了。

在科学城这个工厂两年后,公司订单骤减,公司再一次人员分流,汪先生不愿意到处转来转去,于是辞职去了东莞虎门北栅一个连接器工厂。据说最近他最近常去爬山,爬到山顶还做几首古体诗发朋友圈,颇有雅兴,我还与他附和了几首。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爱上了骑单车,成了驴友,还说要骑单车去拉萨,想着他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还要去拉萨,我自叹不如,心里对他生出无限的敬意。想到我们这些年的颠沛流离,工作遇到的的艰辛和波折,感叹于我们这群来自农村在大城市打拼的屌丝琐碎卑微的人生,估计这也是很多漂在深圳关外以及珠三角的打工者的现状吧。

这些台湾干部性格各异,但共同的特点却是脾气爆燥爱骂人,这些人里给我印象最好的是一个姓F的经理,40岁的样子,不是老板也不是股东,是Z总从外面请的CEO,高,帅,管理上面有一套,开会时会说一些话或一些事情,启发人的思维,也会在会议上拍桌子骂人,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还记得有一年的新年伊始,F经理召集品保课开会,会上一通臭骂,第二天,新招的几个品保工资都不要了,集体离职,直接丢个烂摊子给品保课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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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F经理在这家工厂没做多久就离职了,后来接替F经理的,是Z总的弟弟,大伙儿叫他小老Z,据他自己说,之前是在台湾码头上扛包的码头工人,没什么管理水平,有时感觉还有点脑袋不灵光的迟钝感,容易被口才好的人带偏,没有作为管理者所特有的拔开迷雾见本质的能力,其特点之一也是爱骂人,管理者一般处理事情都是以事论事,但这位小老Z却是以人论事,他若对你印象好那么你怎么做事都OK,他若对你印象不好,那么你在这个工厂做事,就要如履薄冰了。小老Z看人的眼神一般都是直勾勾的,特别是看长的有几分姿色的女同事,总感觉那双直勾勾的眼睛里有点点ying光在跳跃,时至今日,回想起之前的工厂生活,没有什么特别憎恶的人,却独独对这位小老Z没什么好感。。                                                                这家工厂的Z总比之前那家电线厂的女Z总年纪要大10多岁的样子,是一个50岁开外的不拘言笑的中年男人,以一个打工者的角度看来,Z总身上自有一种不怒自威的王者风范,三米开外都能感觉到他身上冷嗖嗖的气场,Z总的办公室和工厂的财务/采购/总机在一层楼,工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星期天别的部门都可以放假,但总机一定要有人值班,且平时其它部门5.30分下班,总机需值班到晚上9点钟,所以每个星期天,各部门的文员要轮流值班,每个星期也会有一天晚上去二楼的总机那里去替班。所以,在总机值班的时候,会经常听到总经理办公室Z总发火的声音,那声音时时让我们这些在总机值班的小文员心惊肉跳,也是听老员工说,之前有一个比较内向有过精神病史的总机小姑娘,应聘到这里上班不到三个月,便被吓的旧病复发,后被家人接走。在总机值班是需要帮总经理泡茶的,台湾人有礼貌是真,你帮他泡茶,他每次都会对你说谢谢,但那谢意却不达心底。因为代表着最高管理者的台干们脾气爆燥,所以那个工厂的中层管理者几乎没有几个肯好好说话的主,开会时吵,部门间沟通也靠吵。

  可是对于富士康面临的这些问题,貌似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却并没有放在心上,前段时间,郭台铭还表示未来20年工人将会在工厂消失,意思就是工厂的流水线全面机械化,不招工人了。

顾与佣,劳与资,本就没有绝对的平等可言,我以为所有的老板对待员工大抵不过如此,心情好时可以好好说话,心情不好时就会高声斥责。

  对于郭台铭说的这些话,你有何看法呢?

但,第三家工厂的内地老板完全是另外一种画风,08年的时候我考取到了会计证,应聘到这家内地人开的电动工具厂做财务,老板夫妇是广州越秀区的人,08年5月份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将工厂从广州迁过东莞来,当时可以说是百业待兴,老板夫妇也是压力山大,这从他们的凝重表情和时不时的炒掉一两个办公室人员可以看出来,但,这对夫妻有一点好,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骂人,遇到再怎么紧迫失控的事情说话的声音也不会超过正常的分贝。这对夫妻还有一个特点是爱请客,几乎每个月都会请管理人员出去酒楼吃几次饭,最频繁的那一年里,几乎一个星期就要请大家出去吃一次饭,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在饭桌上吃着吃着就解决了,在MOSTA的4年多里几乎没有看到过在台资厂会议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况。

  总的来说,不学点技术,在中年面临失业的时候,又会怎样面对人生呢?

印象最深的是老板开会时,除了声线平和的鼓励大家提出问题外,最喜欢说的就是将MOSTA品牌做大做强的理想,和想要将这个国产自主品牌做到可以同“博世-牧田”“百的”一样闻名世界的远景,老板说到兴奋时喜欢用粤语,时至今日还记得他两眼放光,诉说理想时神采飞扬的样子,我听不懂粤语,但偏偏每一次老板说这些的时候,我听的聚精会神,内容居然可以听懂8.9分,也许一个男人在认真工作和为着理想努力向前的时候,会有万丈光芒感染着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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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老板夫妇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才下班,然后匆匆赶回广州的家,第二天又从广州赶到工厂,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工厂真的在稳步向上,每年从广交会上带回的歪果仁越来越多,加上国家扶持高新企业,国外客户在增涨的同时,国内个体五金商行的订单也是源源不断,工厂的销量从最初的月销售几百万,到过千万,直至年销售近亿,公司以肉眼看得到的速度在成长。那几年里,老板夫妇的分工也很明确,老板主管技术和对外应酬,老板娘主管财务,国内外销售及工厂内部的一堆杂事,报社编辑出身的老板娘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也有着出色的文字底蕴,人事经理起草的文件每每都是经过老板娘润色后才对外发布,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们财务部的3个女孩子和老板娘的接触比较多,那时每月15号发工资,车间员工发现金,2.3百人,几十万现金来回数几遍,真的数钱数到手抽筋,发完工资后,老板娘会带我们几个女孩子单独出去吃饭,私下里卸去女强人的外衣和老板娘的光环,这个81年出生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女商人,也有着寻常女子的娇憨和初为人母的喜悦,和我们尾尾诉说家长里短和幼女的种种乐趣,原以为他们会在这样的状态里到达自己的人生巅峰,然而世事却总是难料。

我是12年的7月份离开MOSTA的,此后的几年里在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里,偶有和之前的同事联系,虽只是匆匆几句就下线,却也听说了这对老东家的事情,那么蒸蒸日上的企业,那么和善向上的夫妇,竟然遭遇了“仙人跳”儿子一样精心养大的企业却当猪一样抵给别人,创业之初就跟他一起打拼的老臣们大部分还在,只是给他们发工资的人却换了,这样的事情就算是当故事一样听来也稍感悲怆,更别说是发身在曾经为之效力的工厂和相处和谐的老板身上了。

今年3月份再次来到广东后,和老同事聚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聚餐过程中,我们有一大半时间都在说之前的人和事,为老板夫妇感叹,同事说到痛失工厂后的老板曾一夜白头,说到在工厂易主的后期会议上,老板娘倔强着不肯掉下的眼泪,都让人唏嘘,同事说老板在自已一手创立的工厂里给别人打起了工,以前的老板现在和我们成了同事,老板的心态还算平和,他说:人生起起落落,10年河东,10年河西.....我自动脑补老板用粤语说出这些话时的神态,总感觉大气平和中有一种苍凉潦倒的感觉。

回忆起10年来的打工生活,在第一家台资厂,我学会了电脑,在第二家台资厂,我将生活过成一张拉满的弓,在下班之余,学习,考证,手上现有的会计证/SPC统计证/ISO内审员资格证,好像都是在那个时候考取的,同事群里有创业成功的小企业主,个体户老板曾感叹说:感谢台干们当时尖酸刻薄的言语,没有他们的嘲讽,就没有今天的小有所成。相比成功的他们,我默然,可见有些记忆是共同拥有的,同样的因,不同的人,造就了不同的结果。

想起在MOSTA的4年,我的嘴角是上扬的,温和的上司,关系和谐的同事,可是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30岁过后,便正式迈入中年,是的,中年人了,没有故事,难道还没有经历么?十多年的打工生涯,在这絮絮叨叨的四千字里讲完了。

时间过的可真快!下一个十年,我们会在哪里?

后记:写这篇文字的初意是想对比台商和陆商,旨在表现港台人之与内地人那种莫明的优越感,结果写着写着写成个人打工记录文了。其实抛开台商的个人素质外,台资企业在员工福利及制度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年中有绩效奖,年尾有年终奖,每个员工过生曰都会在当月收到生日补贴和蛋糕,还有每年一次的省内外三曰游,那几年我们去过桂林,厦门,清远,河源。而今这些都成了回忆,不深不浅在记忆之河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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