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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世族疾病,东晋门阀政治

文章作者:疾病 上传时间:2019-12-03

疾病,03 谢氏与孙氏的家族矛盾是怎样影响门阀士族发展的?

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

孙恩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

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著一些。

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

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

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

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

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它家族为多。

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

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谢灵运是谢玄之孙。

在后世的农民暴动之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的事实,不得不认同其中有共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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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1

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田余庆

疾病 2

byron发表于4036天 2小时 55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无

 

三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现在把太元以来东晋内部以及南北之间的大事有助于考证者加以排比诠释,以期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看得比较清楚。大事的年月参照《晋书》的纪、传、载记和《通鉴》而斟酌之,有疑则出注。

一月桓冲自徐州转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镇姑孰,时距桓温之死二年半,距桓冲让扬之徐一年。案桓冲离徐州,是谢安排斥桓冲的又一重大步骤。但京口此时尚无适当的谢氏族党人物可以代镇,不得不权以外戚兼为名士的王蕴出任。蕴出太原王氏,为孝武帝王皇后之父。

十月诏移淮北流民于淮南。《通鉴》胡注曰:“畏秦也”。案此举更在于满足东晋对人力的需要,主要不是出于“畏秦”,胡注似嫌武断。

八月丁未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①,总摄下游。案其时豫州刺史是桓伊,在荆、扬两大势力的分野中,桓伊自然是属荆州桓氏势力范围。但桓伊出谯国铚县而非出谯国龙亢,与桓冲只是疏宗,不是嫡系。所以桓伊为豫州刺史,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桓、谢两大家族都能接受。谢安都督五州之中,豫、徐、兖、青均侨置,其主要控制区,还是历阳、建康至京口、广陵这一地带。

八月丙辰②都督荆、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豁死。案荆州桓豁为桓氏上游势力的重心所在,他的死引起桓氏家族的震动,所以桓冲必得自姑孰速还荆州,以筹善后。

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荆、江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事;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离开桓豁的征西府,自荆州东下,谢安在下游始有得力的帮手。案,八月至十月,上游桓氏和下游谢氏两大势力范围固定下来,趋于平衡。此时苻坚已取得益、凉,南侵之势如箭在弦。桓、谢平衡,各有所守,是东晋应变准备的重要一着。桓冲在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并由江陵移驻“北枕大江,西接三峡”的上明,实际上是作放弃汉沔的打算。谢安在下游的策略,是命谢玄筹组北府兵。北府兵将都是长期在江、淮的北人,如果爆发南北战争,这支军队势必以江、淮为战场,不可能退驻江南。从策略上说,下游谢氏的部署比上游桓氏积极,这当然也是由于静镇建康必须保有江北地区,不能像上游那样“轻戍江北”的缘故。

四月苻丕率前秦军攻襄阳。《谢玄传》:“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案:“三州”当指徐、兖、青;“三州人丁”当以新徒流民于淮南者为主。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军锋,形成淝水之战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七月前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并谓“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征南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足平也”。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

二月谢玄救彭城,军干泗口。彭城、下邳、淮阴均入前秦。

五月盱眙入前秦。秦军围北府将田洛于三阿,离广陵百里,东晋朝廷震动,临江列戍,谢石屯涂中,毛安之等屯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

六月前秦军败于盱胎君川,退屯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谢玄以功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②,徐、兖复为一镇。至此时止,主战场仍在西线,东线战事只是游军策应的规模。但东线的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进行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月以盱胎君川战功,拜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谢玄封东兴县侯。《世说新语·方正》“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案,谢石,谢玄受封,本传皆失载年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当与谢安同时,并谓韩康伯之叹即指三谢同时受封事,近是。前秦平苻洛、苻重之叛。

六月前秦以苻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等。

七月前秦分氐户散居方镇。

太元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前秦吕光出征西域。

十月苻坚朝议南侵,反对者多以晋有谢安、桓冲,不可轻侮为言。权翼曰:“谢安、桓冲,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五月至七月桓冲率众十万攻秦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苻睿军于新野,慕容垂军于邓城,又次沔水,桓冲退屯沔南。据《孝武帝纪》,此次军事行动持续至本年七月。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而据《刘牢之传》,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之军声援。权翼所说东晋“内外同心”,彼此呼应,是有一定根据的。

七月桓冲表请以妻之季父①琅邪王荟补江州刺史,谢安欲以谢?代之。桓冲怒,自领江州。这透露桓、谢在井御前秦之时,并未完全消除士族门户之间的矛盾。权翼言东晋“内外同心”之说,意义似亦有限。此事委曲,附考如下。

《桓冲传》冲“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案所谓“府州既分”,指江州刺史府与都督府分治之事。桓冲都督七州诸军事,江州包括在内,此时江州刺史不带都督江州诸军事衔,领州而不领军府,即所谓单车刺史①。桓冲原以子桓嗣为江州刺史,至是欲以王荟补之。王荟既为桓冲戚属,又以恬退为志,桓冲自然放心,并可借以联络琅邪王氏。中领军谢?,当即《孙恩传》中的“会稽内史谢?”。据《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为会稽谢氏而非陈郡谢氏。谢安与谢?有何种关系,虽不可知,要当桓、谢各以己之亲信争夺江州刺史,与四十年前庾怿、王允之竞夺江州,多少有些相似。史传多赞扬桓、谢共御外侮,《通鉴》为此甚至不录桓、谢各以王荟、谢?竞夺江州之事,掩盖门阀政治所特有的门户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虽在非常时期亦不泯灭。《世说新语·尤悔》谓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谈者之论,未得确解。我以为其意在说明,如果桓冲不死,桓、谢矛盾在淝水大捷之后终将爆发而为大乱,因而桓冲令誉也就难得保持。桓冲死,保全了令誉,也使桓、谢矛盾暂得缓和,所以说此死贤于让扬。

八月前秦大发兵南进,遣苻融、张蚝、慕容?、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陷寿春。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督谢琰、桓伊等拒之。

九月桓冲以精兵三千援建康,为谢安所拒。东晋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案,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录尚书六条事始于刘聪时。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为止。案此说有理。《宋书》卷三九《百官志》尚书条引东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谓成帝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当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道子“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云云,所以道子录六条事可能出于谢安所荐。谢安荐道子,盖以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此是谢安作为政治家的高明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谢氏拥重兵而居嫌疑地位,众口铄金,才不得不出此以明志,这终究是预伏着的矛盾。淝水战后,谗毁顿起,矛盾就尖锐化了。

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孝武帝太元年间有可能居中制约陈郡谢氏的门阀士族,只有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家族在王坦之之后一无功业,二无人才,但是可以以外戚地位对孝武帝和司马道子施加影响。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就是一个信号,虽然暂时还只是一个微弱信号,表明在南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的一轮斗争,以太原王氏与司马氏的皇权、相权为一方,以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为另一方,正在充实势力,逐步展开。这一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它的发展。

十月慕容垂拔郧城。案慕容垂五月救襄阳,八月属苻融前锋军在寿春,至是又临荆州,拔郧城,数月之间,奔驰于东西战场。这可证《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所说的垂“所在征伐,皆有大功”之说不诬,亦可证东晋军东西策应以调动前秦军的策略奏效。郧城之战发生,或许也是桓冲的又一次策应之举。慕容垂在郧城屯驻,故不预淝水之战而得以保全部众。淝水战后苻坚败退淮北,投慕容垂军,可见慕容垂在淝水战争进行中复东驰次于淮北。又,慕容?本来也在苻融前锋军战斗序列之中。《慕容?载记》谓?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苻坚载记》又谓“初,慕容?屯郧城”,淝战后“?弃其众奔还”云云。大概慕容?与慕容垂同属前秦军别部,受命相继自淮南奔赴郧城,后来垂东驰至于淮北,而留?为郧城守,淝战后?始北遁。由此可见,这一支数万之众的鲜卑军队是前秦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苻坚所倚重。前秦臣僚王猛、苻融虽然屡以慎重对待为言,要苻坚多加警惕,但苻坚不为所动。论者多认为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前秦军队中鲜卑慕容氏和羌人姚氏的反对促成的。我认为战略上似可作此分析,战役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战役过程中鲜卑慕容垂和羌姚苌及其所率军队都不在淮淝战场;而且苻坚在淮淝战败后由于获得慕容垂的助力,才得以于洛阳收聚离散十余万众,作为恢复的基础,所以不能说淝战之败是由他们促成。也许其它民族因素起着这种作用,但不是慕容垂、姚苌。至于苻氏前秦政权最后覆亡,则确实是亡于鲜卑和羌人之叛。

十一月淝水之战。关于此次战争,只须补充指出如下现象。淝水之战是在陈郡谢氏诸兄弟迭为州将的豫州境内进行,东晋的指挥者是谢安、谢石等人,主力军是谢玄所组由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淝水之战与谢氏家族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于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

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朝廷没有及时地对参战将士论功封赏。或许谢安本人也不愿朝廷颁赏,以免自己成为其时众目所视的政局焦点。直到谢安死后二月,始“论淮淝之功”,封赏有差,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时距淝战之捷已近二年了。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萧疑传》,沈约曾谓谢安“有碑无文”,以为是由于“时无丽藻”。沈约盖因推辞为萧嶷制作,碑文而有是言。但是我认为以此解释谢安有碑无文原因,恐不符合实际。唐代李绰《尚书故实》:“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①谢安生前处境困难,其事难以用言词表述。这种解释,我觉得比“时无丽藻”要实在得多。《晋书》卷九一《徐逸传》:“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云云,可见谢安死后,烦言尚在传播。

太元以来至淝水之战,大事的诠释至此为止。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月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远图已辍①,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②。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③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④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①,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②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着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着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孙恩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着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

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它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谢灵运是谢玄之孙。联系到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的事实,不能不认为其中有共同的原因。


①谢安部督五州,《谢安传》系于加司徒不拜事下,无年月。《孝武帝纪》太元二年八月丁未以谢安为司徒。《通鉴》系于是年七月丁未。案是年七月癸亥朔,无丁未;八月壬辰朔,十六日丁未。故此处依《孝武帝纪》作八月。②《通鉴》作七月丙辰,此依《孝武帝纪》,理由同上注。①三阿今地有异说。《晋书·谢玄传》吴氏《斠注》辨诸书三阿在宝应说之误,从王氏《通鉴地理考释》主高邮说,兹据之。②谢玄加领徐州,按制度当以京口为治所。《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冠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又以为长史”,可以为证。但谢玄驰骋疆场,治所随军事需要而变迁,又不能固定在京口。我疑其时谢玄在京口有留局,与谢玄离北府后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寄治建康而设留局于京口一样。参看本书第二九四页。①《世说新语·贤媛》“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条注引《桓氏谱》:“冲娶琅邪王恬之女。”王恬,王荟之兄。《晋书》卷六五《王苔传》:荟“恬虚守靖,不竞荣利。……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桓冲后娶颖川庾蔑女,见《世说新语·仇隙》“桓玄将篡”条注引《桓氏谱》。①江州府州分治后刺史有时在豫章,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①《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文小异。②解北府之职以就会稽内史,即为剥夺兵权,其例甚多,如郗愔、王蕴。参看本书第八一及第一八六页。《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及平王恭,〔刘牢之〕转徐州刺史(案据《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都督青、徐等州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归降,用为会稽内史,欲解其兵”云云。《刘牢之传》“牢之乃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①此谓北伐停顿。“远图”,各本皆作“建图”,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文选》卷一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及注引《山居赋注》改。②此指司马道子与太原王氏。③参看本书第二七五页。④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翌年谢琰死,道子求领徐州,可知谢琰镇会稽时仍领徐州。参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①据《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司马元显约刘牢之背叛王恭,即以王恭位号予之。牢之归朝廷,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军事。其时王恭之徐州刺史位号则归谢琰。可知谢琰之“徐州文武”并不包括习称北府的京口军府。同传元兴初司马元显将讨桓玄,刘牢之“率北府文武屯冽洲”。可知谢琰的“徐州文武”与刘牢之的“北府文武”不是一回事,有州和府的区别。冯君实先生《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三○页谓谢琰“徐州文武即北府将士”,似尚可酌。②胡注:“何瑀之恐当作何尚之。”

四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

近几年来,史学界发表了许多关于淝水之战的讨论文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在是和否之间选择答案,似乎不甚容易;但是答案如果没有倾向性,似乎也不可以。

我现在打算先将淝水之战与前此的西晋灭吴之战试作比较,探讨其表现的异同;以之为参考,再就淝水之战性质进行分析。其所以这样做,是想以汉未分裂后以迄隋统一之前四百年中的南北战争历史作为总的背景,来观察淝水之战,这样也许视野能够开阔一点,分析能够准确一些。其所以这样做,还因为苻坚明确地意识到,他将要发动的战争与西晋平吴之战有明显的联系。

淝水之战是在南北分裂形势下,由北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南进战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样的战争还有好多次。早干淝水之战的,有建安十三年的灭吴之战:晚于淝水之战的,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的灭陈之战。这些战争都可以就其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与淝水之战加以比较,探索其共同点。但是最为近似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晋灭吴之战。苻坚以之作为淝水之战的战略计划蓝图的,正是灭吴之战。

淝水之战的前一年,晋太元七年十月,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廷议南侵。他驳石越长江难渡之言,曰:“仲谋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①”。前秦冠军将军慕容垂力促苻坚南侵,即以晋灭吴之战的胜利为理由。他说:“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他认为南进定策,不能筑室道谋。“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前秦臣僚同于苻坚之见者是极少数,但是晋灭吴之战的成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苻坚执意南侵。

其实,苻坚南侵,并非决之于临战之前的朝议。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南侵谋略已经形成。宁康三年七月,秦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语苻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苻坚哭王猛之死,谓太子苻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苻坚虽重王猛,但不用其不图晋之遗言,而且认为王猛如不早死,终将助己灭晋以“平一六合”。由此可见,苻坚南侵,这时就已决定。它决定于苻坚个人,更决定于整个北方形势。从北方形势看,统一已经完成:370年秦灭燕,燕主慕容?降;371年仇池氏杨纂降,吐谷浑入贡;373年秦取梁、益二州,以杨安镇成都,毛当镇汉中,姚苌镇垫江,王统镇仇池,东晋军退据巴东。王猛死于北方及梁、益已经混一之后,他观察形势,料定苻坚南侵战争即将发动,所以才有“不以晋为图”的请求。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载苻坚欲平一江左,用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群臣切谏,终不能回,以道安为苻坚所敬信,请他加以劝阻。苻坚答道安之谏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着前典,若如来言,则帝王无省方之文乎?”观苻坚的抱负,确是法则前典,以平一六合为己任的。

苻坚在决意南侵之初,认定南侵战争将是一次与灭吴之战相同或相似的“平一六合”的统一战争,并非毫无根据。王猛则从另一方面观察,认为南北之间存在华夷之隔的问题,东晋既然是“正朔相承”之国,苻秦就不应当以兵相图。这当然也是有理。可见淝水之战在其酝酿阶段,就显示了它的两重性质,既像统一战争,又像民族入侵战争。

王猛死后,苻坚开始了南进部署,目标是肃清东晋在汉水、淮水以北的军事势力,牢固控制襄阳、彭城地区,随时准备进入淮、汉以南作战。此时东晋朝廷,已感到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因而有谢玄北府兵的组建。太元四年前秦占领襄阳、彭城,在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都取突进之势。前秦东线得其西线援兵,进入淮水以南,去广陵百里,建康大震。谢玄救三阿,有君川之捷,逐敌于淮北,使京师暂得稳定。但东晋度量彼我军事力量,北胜于南,所以收缩战线,专守淮南。谢玄则总揽青、徐,进一步从事北府兵的组建,以应付东晋建立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

前秦占领襄阳、彭城以后,南北军事形势与太康元年灭吴之战前夕更加接近。但是,苻坚在具体部署南进兵力时诱发了前秦的内部矛盾。晋太元五年,苻坚以镇和龙的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使他道由伊阙趋襄阳,溯汉水北上,不许他经过长安。苻洛与镇蓟的镇北大将军北海公重联合,举兵反叛。和龙与蓟均鲜卑、乌桓旧地,鲜卑、乌桓虽表示不愿相从反叛,但此事引起关东的不宁是很显着的。苻坚平叛以后,以弟阳平公苻融执政,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太子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苻坚又以关东“地广人稀”,思所以镇静之,而关中氐人族类“支胤弥繁”,乃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人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是氐人宗族各领子弟,分镇关东要津①,而关中氐人力量转弱。赵整以歌为谏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的确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

苻坚为南侵进行的又一项重要准备,是于太元七年改授苻融为征南大将军,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并以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师,作顺流东下之计。这些部署,都是师法西晋灭吴战争的战前准备。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军事形势虽与晋灭吴之战前夕西晋军事形势极为近似,但前秦国内政治形势,由于民族因素的存在,却与西晋很不相同。苻洛、苻重之叛,说明氐族上层中秩序很不稳定。前于此的匈奴刘氏、羯石氏、鲜卑慕容氏,建国以后无一不是由于权贵争夺而内乱不己。氐苻氏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东形势特别可虑。氐户东迁,就是出于对关东地区实行民族统治的需要,这当然是对杂处关东的各民族极不信任的表现。关东地区民族分裂的可能性远未消弭。前秦内部的形势既然如此,那就说明尚不存在由前秦进行统一战争的政治条件,如同西晋太康元年所具有的那样。

让我们系统地比较一下灭吴之战和淝水之战这两次相距一个世纪的南北战争,研究一下它们的相同和相异的条件。

这两次战争,兵力方面都是南弱北强,北方又有顺流之利,因而居绝对优势地位。西晋和前秦向南用兵,臣僚都是同者少而异者多。西晋以持异议的贾充为元帅,前秦以持异议的苻融为前锋,这种情况又很相似。两次南北战争相同相似之处不少而结局迥异,是由于相异条件起着更大作用的缘故。

两次南北战争的相异条件是:

第一,两次战争军事准备的周密性大不一样。西晋以羊祜镇襄阳,筹划攻吴,始于泰始五年。羊祜先是“绥怀远近”,又垦田积谷,“至季年有十年之积”,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羊祜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密令修舟揖为顺流之计,始于泰始八年。羊祜的作战方略是咸宁二年确定的,内容是:“梁益之兵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咸宁五年战争发动时,羊祜虽已身死,反对派贾充成为战争的元帅,但五路出兵的方略,据《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及《晋书》卷三《武帝纪》的记载,与羊祜当年设计者完全相同。可见晋灭吴之战军事上经过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充分准备;部署上有正有奇,首尾策应,力求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一处失利则全局动摇。吴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溯流应战,自知是孤注一掷。他估计形势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胡三省于《通鉴》此处评曰:“吴人至此为计穷也。”

前秦对淝水之战的军事准备,虽然基本上因袭晋灭吴之战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不落实。前秦南进军力组成和配置,大致如下:

羽林军三万人,发良家子家富有武艺者组成,这无异是一支长安等地富人的质子军,只能置符坚中军以备侍从仪卫,没有战斗力量。

前锋军二十五万,由苻融率领,渡淮攻陷寿阳。前锋所部诸军,有的远出作战,如慕容垂、慕容韪率部数万,驰赴郧城。所以在寿阳之兵,确数难于估计,或有十余万众,其中氐人当不甚多。前锋与主力悬隔,没有可靠的后续力量,只能单独作战。

蜀中水师,是战前一年始由巴西、梓潼太守裴元略筹建,与灭吴之前王濬作船七年的准备,是无法比拟的。前秦南进之战开始,苻融受命督前锋军的同时,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苻坚语姚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史传以此为姚苌终于在长安建立后秦的谶语。实际情况是,西晋王濬以龙骧将军率水师为奇兵,自益州下,卒扫金陵王气;苻坚以姚苌受龙骧之号入蜀,自然是希望他效法当年的王濬水师,出奇制胜。不过,这只是虚应王濬故事而已。益州水师既未建成,南进部署亦无奇正可言,欲收灭吴实效是不可能的。

前秦主力,据《苻坚载记》言:“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世说新语·识鉴》“郗超与谢玄不善”条注引车频《秦书》则言:“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史传以此称道苻坚出师之盛,百年所未见。实际上这如果不是夸张的话,也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苻坚以轻骑八千,兼道奔赴寿阳,而留大军于项城。淝水败后,苻坚北奔,未闻项城大军有何接应行动,次于道中的前秦军亦不闻有何举措。淝水前线崩溃,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苻坚逃回洛阳,沿途所收离散十余万,当包括业已溃乱的苻融前锋军,也包括次于道上之兵。前秦军既然不过是乌合之众,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强大的前秦军须臾间顿成土崩之势的根本原因。

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着。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①。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有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苻坚载记》载苻坚起兵南进前之言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兵以讨之”,云云。以此与前引苻坚欲“平一六合”之言相参,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荷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

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

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性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应当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这里暂置不论。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

苻坚何尝不想争为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苻坚扫土而来,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就这个时期的历史说来,此亦一正朔,彼亦一正朔,正朔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自然,东晋正是以正朔相承自居。《颜氏家训·书证》:“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据《北齐书》卷二四《杜粥传》,高欢语杜粥曰:“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就是说,正朔好像在东晋、宋、齐、梁、陈。但是论国祚,终归还是魏、周、隋、唐,相承相袭。正朔之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甫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①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司马光这种思想的驱动。前引石勒以郦食其为失,以留侯为得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至于在分裂时期,特别是本文所论的南北双方存在民族差异时期,九州在什么条件下方能“合为一统”,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①《晋书》卷一一三、一一四《苻坚载记》。下引文同此者不注。②北方汉人认为江左政权“正朔相承”,不独此时为然。参看《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①《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及《通鉴》太元五年录氐人宗亲所率出镇氐户之数,合计之远远不足十五万户。①分见袁燮《絜斋集》卷六、卷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八。①《通鉴》黄初二年“臣光曰”云云。

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田余庆

疾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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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

《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所论,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甚至自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将日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也不能合力应战。这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将家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可知朱序兖、青任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

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①,《通鉴》谓“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晋书》。《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据《通鉴》时在隆安五年七月。《宋书》卷一《高祖纪》元兴三年:“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谓义熙元年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将刘该。刘该刺徐州时驻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②。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常侍,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③。东晋末年亦可用将门子弟居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为桓氏将,曾累迁而居此职,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凡此种种迹象,说明刘该或为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马道子。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据《司马道子传》,隆安元年,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马元显。下年王恭死后谢琰出刺徐州,当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亦当在这个时候,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

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移镇京口。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

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重兵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鞭长莫及。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

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所以改镇京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司马恬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以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会再进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①。王恭与孝武帝关系之密切,远胜于谯王恬。至此,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政者牢固控制京口,权臣则据有上游以为分陕之势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势为之大变,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马道子独揽朝权。据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无法对抗司马道子。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不得不以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我们知道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样,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内争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也恢复了对建康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领徐州刺史,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隆安元年,刘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归于王恭麾下。王恭虽然只居究、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将军一类军号,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王恭传》谓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这些情况,说明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镇慑作用;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

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王恭败死后,驻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①。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晋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①。

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位号”。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他说:“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①。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咏之“不成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这是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借此机会,让我将北府兵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作一小结。

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下都,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这种历史背景,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民帅,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郗鉴以来,北府兵经历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

一,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从战略上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温逼走郗愔后,这个阶段遂告结束。

二,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从太元二年至十二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领兵者有的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同时,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维持政局稳定,保持与上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谯王恬在北府时,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介入东晋内争。

三,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东倒西歪。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

四,元兴三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压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裕代晋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①。


①“掘墓人”是借用语词,取门阀政治终于其手之意。①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传谓道子解徐州之任在是年九月安帝践祚之后,而《通鉴》于是年五月已录徐州易人。②据近时研究,刘该出于彭城丛亭里,依其先人历史及刘该行事看来,丛亭里刘氏既是士族,又是将家。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是崔浩姑父。孝文帝时的刘芳是刘该之孙。事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以及《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彭城刘氏条。请参看田余庆、滕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载《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③参看《宋书》卷八四《孔觊传》。①《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脱字据《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之说补入。《晋书》同卷《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之位,所叙有扬州,可证。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辨太元以来徐、兖分合问题,甚为清晰。钱氏乾嘉钜子,学风重考据事实而不多作解释。故本文特诠释其原委如此,以为补充。钱氏考史亦有偶误处,如云“安帝即位,道子解徐州,其刺史当即恭兼领。”案道子解徐州后,刘该为徐州刺史,而王恭只刺兖、青,并未兼领徐州。《世说新语·文学》“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条注引《晋安帝纪》载桓玄《诔王恭·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云云,王恭官号只有青、兖而不及徐州,亦足为证。至于刘该,其人事迹不显,故钱氏未及细察。钱氏之误,与檀道鸾如下之误相似。《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及平王恭,转徐州刺史。”案刘牢之只即王恭都督位号,王恭所遗兖、青刺史改为徐州刺史,由谢琰继替,牢之未尝居徐刺也。关于此问题,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记事较准确。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则于司马道子及刘该二任徐州刺史并漏。①参见本书第二二九页。①刘裕所依靠的,绝大部分是京口附近的侨人,多出于次等士族。也有个别门阀士族的沉沦者参加了刘裕的阵营,如王懿。《宋书》卷四六《王懿传》:懿出太原王氏,祖仕石虎,父仕苻坚,均二千石。苻坚败后,懿起兵,曾事丁零翟辽积年。太元南徙,往依同族太原王愉,礼薄,又投桓玄。桓玄篡晋后,王懿在建康密应刘裕,遂为刘裕大将。王懿的道路和杨佺期相近,不过只是个人的事,不涉及一支军队。①关于北府兵,我以此为基础,增补资料,充实论证,另行写成《北府兵始末》一文,刊于《纪念陈寅格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又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请参看。 二北府将乐安高氏

太元时重要的北府将领并不止刘牢之一人。其余的北府将动向如何?在后来的内争中起过什么作用?这似乎是一个尚未为史家注意的问题。这里拟就其他北府将的一些事迹,探索他们在晋未政局中的态度,作为前节所论北府兵及本书其它有关论点的补充。

太元中期、晚期,隆安之初,还有一些北府将陆续回到南方,他们大抵都同刘牢之一样,在江左纷纪政局中或秦或楚,几经反复,备受摧残,多归灭亡。北府将晋陵孙无终,与刘牢之一起在王恭军府,后来投降司马道子,事见《晋书》卷七四《桓修传》。元兴二年孙无终为桓玄所害,见《晋书》卷一○《安帝纪》及卷九九《桓玄传》。世为将家的北府将乐安高氏由北返南后,直接投向朝廷的司马道子,其事迹较为曲折复杂,值得详细加以考察。

《搜神后记》②卷五:“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云云①。此则故事,其鬼神形见的荒诞部分在道术流行的东晋时期的着作中是常见的②,可不置论。其所记高衡及其孙高雅之之事,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案高衡于太元二年应谢玄募入北府,《晋书》着录其事迹,仅见《谢玄传》、《符坚载记》所谓东莞太守高衡与彭城内史何谦军泗口、援留城一项。何谦是庾希居北府时旧将,高衡与他官守相当,资历年齿当亦相近,估计也是久在江淮的流民帅。《搜神后记》所着高衡籍贯,与《晋书》相同,而增加了下述事实:一,高衡曾为魏郡太守,戍石头③;二,高衡为高雅之的祖父;三,高雅之与祖父高衡同居京邑,但与京口多有往来。这几点事实没有可疑之处,可以补充史阙。《搜神后记》所云“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语,有可疑处,须另作稽考。所云高衡、高雅之之事发生在“晋太元中”,如无误记,则可证高衡或北伐南返过江较早,或没有参加北伐④,宜其得以在建康为司马道子所用。

《搜神后记》未记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的名讳仕履。考诸晋末人物,看来应当就是高素。高素是一名随谢玄北伐的北府将,官淮陵太守,见《谢玄传》及《苻坚载记》附《苻朗传》。最晚到太元末、隆安初,高素依司马元显,为庐江太守。王恭于隆安二年起兵时,司马元显遣高素说刘牢之使叛王恭,并许诺事成以刘牢之袭王恭位号,见《刘牢之传》。是役,司马元显又以高素随左将军谢琰讨伐王恭,灭之,见《司马道子传》。稍后,谢琰以卫将军、徐州刺史镇压孙恩军,高素为卫府司马,受遣助刘牢之,见《刘牢之传》。隆安五年孙恩军至丹徒,高素以冠军将军戍守石头,见《安帝纪》。元兴元年桓玄大杀刘牢之同党的北府旧将,高素包括在内,见《桓玄传》。高素被杀时官吴兴太守,当是高素镇压孙恩军有功,继替谢邈、庾恒①出守吴兴。东晋三吴的太守、内史通常以门阀士族居之,高素得为吴兴太守,与刘牢之得力会稽内史一样,说明刘牢之、高素在北府将中地位特殊,得以突破门阀士族的禁区为官,这在时局变化中颇具象徵意义。不过从门阀士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权宜措施,只要有机会,门阀士族总要对他们予以排斥。

高素南返以后在司马道子一边,与高衡同。但高衡早已不见于历史记载,而高素却又有隆安五年戍石头之事,疑其时高衡早死,高素戍守石头系代高衡之任。取这些事实与前引《搜神后记》对勘,以高素为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是可以合拍的。

据《王恭传》,刘牢之反王恭,恭败还京口城,高雅之闭城门不纳,则其时高雅之当适在京口城。据前引《搜神后记》“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之语,已知高雅之常往来于建康、京口之间。而高雅之又是刘牢之之婿,雅之常来京口,也是合乎情理的。高素得以受遣说刘牢之倒戈,除由于北府旧谊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二家有姻亲关系。我们知道后来桓玄进至姑孰,劝刘牢之降时,所遣之人是刘牢之族舅何穆之,显然也是利用亲戚关系。

高、刘二家在江左多变的局势中曾一度分属司马道子和王恭两个对立阵容,这大概是由于刘牢之、高素两家南返时机不同,受不同形势影响的结果。但王恭败死、刘牢之投降司马道子以后,刘牢之与高素二人进退就基本一致了。刘牢之最后决定背叛桓玄时,企图先奔广陵,以就其婿广陵相高雅之;而当刘牢之途穷自缢后,偕刘牢之子刘敬宣北奔的也是高雅之。数月以后,高素为桓玄所杀,刘敬宣、高雅之等拟据山阳起兵以反桓玄,不克而走,投奔南燕。

《搜神后记》叙及高雅之,未着官守,似为较早之事,其时高衡健在,而高雅之尚在未仕之年。《晋书》录高雅之事迹,最早的是《王恭传》高雅之闭城不纳王恭一条,亦未着其官守,只是说刘牢之遣子刘敬宣与婿高雅之共击王恭云云。但《通鉴》此处却谓高雅之为东莞太守,而东莞太守又曾是其祖高衡早年位号。疑高衡死后高雅之代袭此位,就像以后高素于隆安五年继高衡戍守石头的职任一样。隆安三年,高素以卫府司马随谢琰东出,雅之或亦在军。四年,高雅之与桓不才、孙无终等击孙恩,战于余姚,败绩;又战于郁洲,被孙恩俘获,分见于《安帝纪》、《孙恩传》以及《天文志》。其时高雅之为宁朔将军。高雅之何以得从孙恩军中归来,不明原委。元兴元年刘牢之叛桓玄失败,欲奔高雅之之时,雅之为广陵相,见《刘牢之传》。高雅之与刘敬宣北投慕容德,见《刘敬宣传》及《慕容德载记》。元兴三年刘裕逐桓玄后,高雅之南归,南燕人追及雅之,杀之,见《通鉴》。

高雅之事迹,史籍所见如此。与《搜神后记》扦格之处,只有“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点。案桓玄杀高雅之父高素,据《通鉴》在元兴元年十一月,其时高雅之在北,自山阳奔南燕,不可能罹于高素之难。高雅之之死,当以《通鉴》所记南燕追兵杀之为是。所以我疑“雅之父子”被杀一句,是指高雅之之父和高雅之之子均被杀,亦即桓玄杀高素时并及于高雅之之子。这样,《搜神后记》此则故事就可以诠释通畅。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即“雅之父子”,中“子”字为衍文,去掉“子”字,也可以诠释通畅。总之,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可以补史籍之不足。高衡、高素、高雅之为北府将门乐安高氏三代之说,也可以成立。高氏三代将门中,祖孙两代都曾为东莞太守,祖父两代都曾为谢氏部将,都曾替司马道子戍守石头。以辈分论,高衡老将,为刘牢之父执,与刘牢之之父曾为谢氏豫州旧将者一辈;高素则为刘牢之的亲家,自然是同一辈;高雅之与刘敬宣更是患难与共,进退相随,义同于手足。这是北府最重要的两个将家中三代通谊,地位相近,命运也相近的一个实例。他们是东晋中期以来众多的北府将家中有较多史料可以稽考的两个家族。

乐安高氏三代,在纷坛政局中基本上是归属于东晋朝廷一方,没有像刘牢之那样出现戏剧性的反复。但是在桓玄事件中,高氏和刘氏是同步进退,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漩涡的将门,不知如何自处,行动相当盲目,高氏、刘氏是一样的。他们同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所以刘牢之的反复无常,看来是他个人的失算,实际上也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茫茫然无所适从的必然表现。高氏将门的表现,何尝不是如此?

附带说及,乐安高氏之侨寓江左者,据知尚有高柔其人。《世说新语·言语》“孙绰赋遂初”条及同书《轻诋》“高柔在东”条及注,颇载高柔事迹。高柔字世远,乐安人,营宅于会稽东山畎川,与名士孙统、孙绰邻居友善,并为谢尚所重。《世说新语·轻诋》注引孙统《高柔集叙》谓高柔“家道隆崇”,娶泰山胡母氏女,曾为司空参军、安固令。案此司空指郗鉴,郗鉴为司空在成帝咸和三年至咸康四年;安固县,属扬州临海郡。《高柔集叙》又谓“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案何充咸康四、五年为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六年迁尚书令,高柔为冠军参军当在咸康四至六年之间。从高柔婚宦及交游看来,高氏得入士族之列,但非一流门第。稍后出现的北府将乐安高衡与此乐安高柔有宗族关系,可以肯定。但高衡一支是否系由营居会稽畎川的高氏分离出来,尚无直接证据。我们已知以下一些情节:一,谢尚在东时甚重高柔;二,谢尚在成、康时自东出仕,有一段戎旅生涯,穆帝永和初以来长期居豫州西府督将之任;三,西府与北府历来关系密切,谢玄所募北府将有些即是豫州西府旧人。据此类情节推测,乐安高衡或其父兄辈有可能与高柔同居会稽,随谢尚出充戎旅之任,遂留西府豫州;后来谢万的西府兵败溃,高衡率兵流荡淮域,太元初始归北府建制。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此推测如能证实,则乐安高衡与彭城刘牢之经历更多相同之处:同为次等士族,同属于北府中的豫州势力,同为谢氏多年旧属。

刘裕从刘牢之、高素两家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清了道路。《宋书》卷一《武帝纪》载,刘牢之将反桓玄,邀刘裕同奔广陵,刘裕答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刘牢之之甥何无忌问刘裕“我将何之?”刘裕答:“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刘裕有前车之鉴,待机而不妄动,一有口实,就敢于独树一帜,与刘牢之和高素都不相同。桓玄称帝坚定了刘裕以兵相图之心,卒得利用京口环境首倡起事,一举成功。高素和刘牢之作为先驱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②《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史家多认为是伪托。但此书文词简古,所叙人物事迹多有暗合史实者,可知亦非晚出杜撰不经之书可比。《高僧传·序录》提到陶渊明《搜神录》,当即《搜神记》,则此书在梁代以前即已流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小说家类有考。①《太平广记》卷二九四引《幽明录》,暮至京口“来还”作“晨已来还”,“所杀”作“所灭”。②例如《真诰》卷一六《阐幽微》及注,谓徐宁死后为鬼官,其孙徐羡之年少时,徐宁“常来形见”云云。③据《宋书》卷三五《州郡志》,魏郡,咸康四年。所以高衡得以魏郡太守戍守石头。④这就是说,谢玄过江北伐时,高衡年老,留在石头戍守,而以子高素随谢玄北行。如果是这样,高素南返时必就其父于建康而事司马道子。①庾恒,《通鉴》隆安四年五月作庾桓。此据《世说人名谱·庾氏谱》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质恒为庾亮孙,庾和子。 三道术与政治

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刘牢之、刘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在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过程中,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术为手段,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在进行目的相同的活动。

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悻,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

宫省上层的佛、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佛教言,《司马道子传》载许营疏云:“僧尼乳母,竞进亲党”;闻人奭疏亦云:“尼姏属类,倾动乱时”。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支妙音尼传》谓妙音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所敬奉,“权倾一时,威行内外”,甚至殷仲堪得为荆州刺史,也是桓玄借妙音之力促成。这是一方面的情况①。

另一方面,道教进入宫省,也影响东晋政治。《真诰》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与时贤多所俦结。”这里“时贤”所指,主要是道教名流许迈、许谧和杨羲等人。《晋书》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后传》谓简文帝为相王时,曾问许迈以继嗣之术,遂纳宫人李氏而生孝武帝及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则谓简文帝曾使人祈请于道教徒濮阳,于是黄气堕室,遂有孝武。以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结交于道教首领孙泰,是有这种历史背景的①。

佛教与道教同步发展,在士族门户之内往往也是如此。东晋奉道教诸士族,并不排佛,反之亦然。据《郗愔传》,郗愔、郗昙兄弟谄于道,而郗愔子部郗却以佞佛着称,为支遁信徒。《世说新语·术解》谓郗愔信道精勤,因服符水患腹内恶,为他疗疾者却是沙门于法开。王羲之家族世事天师道,但据《莲社高贤传·道敬法师传》,王羲之子王凝之为江州刺史时,其孙年十七,从慧远出家于庐山,称道敬法师。谢玄之孙谢灵运,自婴幼即长于道教环境之中,而谢灵运又笃信佛教,先后与高僧慧远、昙隆、道生等多有交往。刘?《隋唐嘉话》卷下还说谢灵运被杀于广州,死前以美髯施诸南海祗洹寺为维摩诘须,寺僧深宝惜之。

东晋时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学影响,彼此抵触无多,与萧齐时顾欢引夷夏观念入于道教,因而出现佛道交争的情况不同。这是东晋时佛道得以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传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学仅及于士族阶层者不同,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更长久的活动力量。

但是东晋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也有重要的差别之处,即佛教较重思想信仰,道教则偏于法术②。《高僧传》卷九、卷一○虽有神异诸僧事迹,但时涉东晋者少,并且没有以神异之术授徒聚众之事①。道教则不然。东晋时道教上清诸经尚未流布②,传教者类皆以道术为招引手段。《抱朴子·道意》谓其时“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云云。就此而论,道教在民间,比佛教影响要大得多。当佛道活动于宫廷中和士族间的时候,民间道教以法术相诳惑,团聚了不少平民。在孙恩起事以前二十余年,彭城人卢悚传布道教,事之者八百余家,于孝武帝咸安二年率徒众三百,由京口至建康,突入殿庭,略取府库甲兵。卢悚,《晋书》卷八《海西公纪》及卷二七《五行志》均谓之为“妖贼”,《法苑珠林》卷六九称“彭城道士”,《通鉴》咸安二年称“彭城妖人”、“大道祭酒”,其为道教首领,自无疑义。《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称卢悚为“徐州小吏”,可知其人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非一般平民。道教由于以道术相惑而具有较大的团聚力量,所以此时企图利用宗教力量聚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这种情况,从东汉以来一直如此。刘勰《灭惑论》谓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流毒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③刘勰虽为攻讦异教而发,但合事实。

《晋书》卷一○○《孙恩传》、《宋书》卷一○○《自序》以及《建康实录》卷一○,均谓孙泰之师钱唐杜子恭,有道术,人多惑之,敬之如神。杜子恭以法术结交朝望,由来已久。《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陆纳为尚书令,时年四十,病疮,告杜恭,……恭为奏章,又与云飞散,谓纳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军病,请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案陆纳年四十时当哀帝兴宁三年;王羲之死,据《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注及《法书要录》卷八载张怀瓘《书断》。可知杜子恭结交陆、王辈,最晚就在这个时候。《宋书·自序》谓“东土豪家”,“京邑贵望”,并事杜子恭为弟子,可见杜氏在上层人物中影响之大之广。

《异苑》卷七:“初,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人其馆,是夕即[谢]灵运生于会稽。旬日①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②治,道家奉经修事之处③。据此可知谢氏与杜氏关系极为密切。杜治主事人物“杜明师”,就是杜子恭①。杜子恭原名杜昺,唐以后载籍写作杜灵、杜炯,子恭是其字。

杜子恭死,孙泰传其秘术,一方面交结于朝贵,一方面以道木诳惑百姓。孝武帝末年,孙泰从流放地广州回到建康,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辈交往,影响更大。司马元显屡诣孙泰,求其秘术。《魏书》卷九七《桓玄传》载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曰:“居丧极味,孙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孙泰延其驾。泰承其势,得行威福。”这时的孙泰,已经产生了聚众起兵,取司马氏天下的图谋。《孙恩传》说:“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又说:“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聚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以会稽内史谢?“发其谋”而被诛,可见他确有反晋之“谋”,比北府将几经反复之后始有刘裕“造宋”之举,要早几年。可以说,以道教为活动手段的这一部分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蓄谋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取代东晋政权,本来是走在北府将前面的。

孙泰被杀一事,史籍记载颇有歧异。《通鉴》谓孙泰收合兵众,为时所忌,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但是《晋书》卷一○《安帝纪》却说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会稽王世子元显讨斩之。”这两条史料说的是同一件事,歧异处是被杀者一作孙泰,一作反于京口的前新安太守杜炯,而孙泰却也曾作过新安太守。杜炯被杀事无它佐证,当为孙泰之误。但是《晋书》误孙泰为道教世家杜炯,而且标出京口地方,罪名是反叛,似不是一般的鲁鱼亥豕之误,其中似乎有其致误之因,而且涉及政治。为了探求真象,兹据《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杜京产传》,参考其它资料,将钱唐杜氏数代人物事迹排比如下:

杜子恭《南史》卷五七《沈约传》曰:“社灵,字子恭。”杜灵即杜昺所改,李延寿避唐讳也。杜子恭以字行。

杜该正史缺名。《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桓冲欲引昺息该为从事,昺辞曰:‘吾儿孙并短命,不欲令仕进’”。案桓冲欲引杜该为州从事,当在冲为扬州刺史的宁康元年至三年之时。

杜运刘毅卫军参军。案刘毅初为卫将军,在义熙五年。

杜道鞠州从事。案义熙四年以后至东晋之末,扬州刺史为刘裕兼领,是杜道鞠为刘裕故吏。《真诰》卷一九《翼真检》第一《叙录》,谓杜道鞠“道业富盛”云云,是其虽居州官而道教领袖地位迄无变化。

杜京产字景齐,不仕。京产之名,说明他出生于京口①,杜道鞠或道鞠以上杜氏先辈有居于京口的历史。《真诰》卷一二《稽神枢》第二注,谓杜京产与陶弘景“共有诗咏”云云。杜京产比陶弘景年长一辈。

杜栖随父隐居。《颜氏家训·杂艺》谓陶弘景有弟子杜道士,其人不知是否即杜栖或钱唐杜氏族内其他人物。

以钱唐杜氏家世资料与其它资料对参,试作推论如下: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曰:孙泰“虽加诛戮,所染既多”云云。前引《云笈七签》亦曰:“孙泰以妖惑陷咎,及祸延者众。”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孙泰一案多有株连获罪,或有反抗举动,乃意料中事,而发生过卢悚事件的京口,应首当其冲,震动最大。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历史。杜子恭为孙泰之师,孙泰被杀后子恭“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度”,并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之语,说明杜子恭涉孙泰案,甚或有聚众反抗之事,而这类反抗必定也是司马元显压平的。考虑这些情况,《晋书·安帝纪》误记杀杜炯于京口,不为无因。不过孙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六日”,当指隆安三年。《宋书·自序》记“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晋书·孙恩传》亦记“子恭死,孙泰传其术”。把孙泰之死说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后,恐怕是时间倒错,不足为信。

杜子恭之子杜该,事迹不详。杜该下一辈杜运,杜运子杜道鞠,一为刘毅参军,一为扬州从事,年代在刘裕、刘毅与卢循军作战之时以及稍后。由此可断,杜子恭虽染孙泰之案,但其后人并未参预孙恩、卢循的活动,或虽有所参预而旋即被刘毅、刘裕争取过来。刘裕辈还是要与道教领袖杜氏家族维持良好关系,以减孙恩、卢循之势。

孙恩、卢循起事虽有浓厚的道教因素,但是宗教冲突的成分毕竟不大。在孙、卢的对立阵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门阀士族人物以外,还包括极有影响的道教领袖钱唐杜氏。惟其如此,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只有极力扇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但宗教狂热是难于持久的,所以卢循只有远走广州。自此以后,宗教在卢循军中虽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但宗教习俗还是保存着的。

以上关于东晋未年道术与政治一节,主要是藉道教流传立说。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①,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


①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晋未朝廷之佛教”一节。①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本题采陈寅恪先生见解及所用资料,还有数处,不备注。②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附录二《道及道教》诸条。陈氏谓汉晋间观念,道即道术,而道术又称法术。①释慧皎强调佛门与道士虽均有神异之事,但不相同。其论曰:“若其夸街方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籍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蛇鹄不死,龟灵千年,曾为异乎?”见《高僧传》卷一○。此中点睛之笔,是责备道教“左道乱时”。佛教徒攻击道教的文章,多有此论点。②据《真诰》卷一九《叙录》,道教上清经籍盖魏夫人于兴宁二年、许翙收集历岁,于元兴三年奉经入剡,时人多加崇敬,钱唐人社道鞠数相招致。刘宋以后,经籍始渐传布云云。关于此问题,可参看前揭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第二九页《道经传授表》以及相关文字。③《弘明集》卷八。①“旬日”有误。谢玄死于太元十三年正月。至于谢灵运,据《南史》卷一九及《宋书》卷六七本传所记推之,当生于太元十年,在谢玄死前两三年,并不只于“旬日”。所以谢玄得见灵运于童稚之年,知其聪悟。不过《晋书》卷七九《谢玄传》谓玄知“灵运文藻艳逸”云云,亦不可信,因为二三岁婴儿,何来“文藻”可资判断?②或云“谢玄亡”当作“谢安亡”,安亡与灵运出生同年,可释上文“旬日”之疑。但是“谢安亡”又与下文“子孙难得”之意不叶。灵运为谢玄之孙,玄死其家念及子孙难得,是顺理成章;而灵运与安服属已远《灵运曾祖据,与安为兄弟),安死,灵运家似难于萌生“子孙难得”之念。或云“谢安亡”当作“谢瑍亡”。谢瑍为谢玄子,谢灵运父。作“谢瑍亡”与下“子孙难得”语相叶。但史传不载瑍亡的确切年份,终难定案。③黄生《义府》卷下谓“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为治”,并引《异苑》此条为证。据《字诂义府合按》本。①杜明师,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其人就是杜昺,也就是杜炅、杜子恭。据云昺字犯李渊父讳,唐人改写为炅,又别作炯。杜子恭以字行,当即此故。本书对杜明师是否即是杜子恭本人,原来未作断语。谢文学先生函示上述高见,并寄赠大作,谨致谢忱。又,据《说文》、今本《玉篇》、《广韵》以及《晋书音义》,炅、炯义同,均读古迥反,当是一字异写。①晋人名“某产”者,“某”字若为地名,例为某地出生之人。如《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云云。注“荆产,王微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父澄,荆州刺史。微历尚书郎、右军司马。’”《晋书》卷四三《王澄传》:澄“次子徽,右军司马。”王澄曾长期在荆州刺史之任,王徽当是在荆州出生,故名。①《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谓杜灵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唐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椎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又,《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元嘉初年孟?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皈依佛教,也有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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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门阀政治,为他人做嫁衣裳

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

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

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

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

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

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

“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

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

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

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著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

谢氏被杀人物之著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

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乎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

有人认为其原因,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

谢琰,字瑗度,陈郡阳夏人。东晋后期重要将领,太保谢安次子、车骑将军谢玄从弟。 初拜著作郎,之后累任秘书丞、散骑常侍等职。太元八年,前秦南侵东晋,淝水之战爆发,谢琰任辅国将军,率八千精兵与桓伊和谢玄抵抗前秦大军,在前秦军队不战自溃的情况下率军渡过淝水将前秦军队击溃。太元十年,谢安去世,谢琰为其守丧,同年十月,因淝水之战的战功获封望蔡公。丧期结束后任征虏将军、会稽内史。之后任左仆射、右仆射、护军将军等重要职务。隆安二年,王恭起兵讨伐司马道子,谢琰受任假节、都督前锋军事。王恭兵败被杀之后,谢琰迁徐州刺史。 隆安三年,以徐州刺史的身份加任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与刘牢之率军镇压孙恩起义,并成功击败孙恩叛军,杀死其领袖许允之、丘尪,逼得孙恩再次逃往海岛躲藏,朝廷下诏令谢琰以本官领会稽内史。谢琰屡战屡胜遂有轻敌之心,又不知爱护部下士卒。隆安四年在守卫会稽郡时因部下叛变阵亡。二子谢肇、谢峻同时遇害。朝廷追赠谢琰为司空、追谥忠肃公。 淝水功臣 谢琰成年后以忠贞干练见称,有美好的风度和仪态 。初拜著作郎,后迁秘书丞、累迁至散骑常侍、侍中 、尚书左仆射。太元八年,淝水之战爆发,前秦大举南侵,谢安以谢琰有统军治国之才,于是以其为辅国将军,率八千精兵与西中郎将桓伊及徐兖二州刺史谢玄等人抵抗。当时前秦派东晋旧将朱序前来劝降,但朱序却告知征讨大都督谢石应该趁前秦大军未完成集结前先击溃前锋,夺其气势。谢琰则劝谢石听从,而随后谢玄派刘牢之击溃梁成部后晋军向淝水推进,与前秦军隔水对峙,军势令前秦天王苻坚畏惧。及至前秦军队退后待与晋兵决战时自溃,谢琰就与谢玄等人领兵渡过淝水击败前秦军队,为东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 。 参兴平叛 太元十年,谢安去世,谢琰为谢安守丧,而在当年十月,朝廷追论淝水之战的战功,封谢琰为望蔡公。丧期结束后,谢琰获授征虏将军、会稽内史。太元十六年,谢琰迁尚书右仆射,领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太元末年,迁护军将军,加右将军。后会稽王司马道子以其为司马,仍加右将军。隆安二年,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联同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及广州刺史桓玄等以讨伐王瑜及司马尚之兄弟为名举兵,司马道子在儿子司马元显主战之下决定将军事交由司马元显处理,并派兵抵抗,谢琰亦获假节、都督前锋军事,与王珣等领兵讨伐王恭。不久司马尚之大败给桓玄,谢琰驻屯宣阳门作守备。司马元显成功策反刘牢之并让他击败并俘获王恭后,在建康处死王恭;而桓玄等知道王恭死讯亦停止进攻。谢琰在不久迁徐州刺史。 隆安三年,在上一年逃入海中的叛民领袖孙恩卷土重来,率众登陆浃口,更攻克会稽,杀内史王凝之,吴国、临海及义兴三郡太守弃郡逃走,于是以上四郡及吴兴、永嘉、东阳及新安共八郡都有人起兵响应孙恩,又大杀官员。孙恩自号征东将军,徒众为“长生人”。因着叛变发展严重,朝廷命谢琰加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与都督吴郡军事刘牢之前往镇压,成功杀死义兴的孙恩叛民领袖许允之,迎太守还郡;后又击破吴兴的孙恩叛民领袖丘尪。在朝廷的镇压下,孙恩再次逃往海岛,而朝廷担忧孙恩会再度侵袭沿海,于是令谢琰以本官领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 轻敌遇害 谢琰无论资历和名望都在会稽极有地位,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他必定能安定当地。而谢琰亦轻敌,到郡后既不安抚士民,亦不修整武备。史载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将帅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琰不以为然说道:““苻坚百万之众,尚且送死淮南,何况仓皇逃到海上的孙恩,怎能东山再起!如果孙恩再来,正是上天不容-,让他快来送死而已。” 隆安四年五月,孙恩率部众出浃口,攻余姚,破上虞,抵山阴县北之邢浦,谢琰初遣参军刘宣之击退孙恩,但不久孙恩又再进邢浦,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孙恩于是一直向会稽进发。当时人心惊骇,部将皆认为应该严密防备,在南湖设水军列阵,并分派伏兵突击来袭的叛军,然而谢琰都没有听从。 至五月己卯日,孙恩兵临会稽,谢琰尚未吃饭就要出战,先遣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杀敌甚多。但后来谢琰在河塘之间的窄路行军,为孙恩军在船舰中射箭攻击,谢琰军队因而前后断绝,在千秋亭败于孙恩。当时谢琰帐下督张猛从后砍谢琰的马,谢琰堕地被杀,二子谢肇和谢峻亦同时遇害。 朝廷追赠侍中、司空,谥为忠肃公。

01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矛盾之一,是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

这个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

矛盾之二,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

淝水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再加上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

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

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月死。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

“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

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

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

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

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

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

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

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

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

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

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

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疾病 4

为什么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

疾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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